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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七百八十七章 复杂性（第1页）

第一千七百八十七章复杂性

马主史学家关于奴隶社会的定义，是奴隶被视为奴隶主的财产，可以买卖，奴隶主可强迫奴隶工作，劳力活动须以奴隶为主，无报酬，且无人身自由。

一个人类社会中，如果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这样的社会，就叫奴隶社会。

而“封建社会”，是指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并剥削农民或农奴的社会形态。

但是事情落在华夏，那就变得很复杂。

封建，到周代就已经非常完备，但是华夏大一统的国家疆域广袤，各个地方的发展差异很大，从来就没有广泛同步过。

就拿秦代来说，秦开南海、筑长城的人数，其实依旧多到形成了阶层甚至阶级，但那些人的身份却都不是良人，也就是说不是自由民，而是“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

这里的“尝逋亡人”，就是欠国家税收的流民野人，“赘婿”与后世含义也完全不同，其实是奴隶或者奴隶家生子，“贾人”也不是什么正经商人，而是没有土地依存的“无产者”。

秦国对于这些人是极其残酷的，甚至有法令要求将领们尽量让他们死去，根本没有当做人看。

从这个方面来看，秦国的边地和内地，毫无疑问是两种马主社会形态，而且两者相辅相成，同样都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其实也是如此，《汉书·严助传》记载：“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

曹魏学者如淳还曾作注：“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

卖子与人作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能拿钱赎回，就成为永久的奴婢。

有战争的时候，这些人是首先消耗掉的炮灰，《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天汉四年“发天子七科谪及勇敢士”前往朔方征战。

所谓“七科”，依次为：“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罪官排第一，逃犯排第二，奴隶籍排在第三。

著名的卫青起初其实就是奴隶，卫青跟随别人来到甘泉宫，一位囚徒看到他的相貌后说：“这是贵人的面相啊，官至封侯。”

卫青笑道：“我身为人奴之子，只求免遭笞骂，已是万幸，哪里谈得上立功封侯呢？”

也就是说，即使是到了汉代，奴隶一样普遍性的存在。

到了唐代，则有了口分田。口分田就是国家土地在男丁出身之后分配给男丁使用，死后收回归国家重新分配的田亩制度。

到了宋代，有了官田。官田就是属于国家，交给老百姓栽种，收成后让百姓缴纳租子的田亩。

马恩他们老家，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东西。因此他的学说，也就解释不了这些东西。

因为官田的主体是国家，而且宋代官田佃户们是以佃代赋，也就是说他们和自由民一样，缴纳给国家同样份额的粮食，只不过不是以赋税的名义，而是以租子的名义。

此外也没有额外更多的“剥削”，他们与自由民的区别，只在于自由民有私产，而他们租种官地。

马说的封建社会还有个前提，那就是通过土地政策、户籍制度政策和赋役制度，严格控制人口流动，使人身依附关系极强，农民被强迫捆绑在土地上，不得迁移，只能遭受剥削。

但是华夏其实从唐末开始，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松动。

宋朝实行的主客户户籍制度及赋役制度，这些制度相比前朝，对客户大为有利，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大大减弱。

这本身是由于生产力与商品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后，政府鉴于实际情况，不得不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给予劳动力流动一定的自由。

这样客户既可以选择成为商业手工业的雇工，也可以选择做农业佃客。

因此这一时期的租佃制，客户也已有迁移的自由。这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天圣五年，宋仁宗就下诏规定：“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毕日，商量去往，各取稳便。

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

这些情况，与马说的定义都不一样，如果一味地以西套中，只要稍作研究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似是而非。

只能说，中国特色的“华夏封建”，其社会复杂性，可能远超马说所定义的“欧洲封建”。

苏油自打穿越过来，在这方面就一直下着苦功夫，一直在认真研究自己穿过来的这个时代，而不是上来就大刀阔斧咣咣咣几板斧。

因为那样失败的概率远大于成功的概率，而且就算是成功，也不过是让自己加入了这个循环——英雄成功屠龙以后，自己就变成了新的恶龙。

只有结合实际，参考大宋的政治情况、经济情况、思想体系、文化程度，世俗民风，从这个基础出发，考察成熟后，再去制定相应政策。

而不能天马行空地生搬硬套后世的所谓“先进经验”，才有可能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