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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
更像一个巫师而不是儒生。
在他的时代,儒学被巫术化,巫术被政治化,
涂上了神学色彩的三纲五常
则成为中华帝国的核心价值观。
三纲五常
汉章帝建初四年(79),也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半个世纪后,中国人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由于它是在白虎观召开的,所以史称“白虎观会议”。
这时,正如君士坦丁之迁都拜占庭,汉帝国的首都也不再是长安,而是洛阳。经历了王莽之乱的王朝,则像西周变成东周一样,由西汉变成了东汉。
白虎观就在洛阳的帝宫之中。
洛阳是个好地方。在周人眼里,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天下之中)。所以周公要在故都宗周之外,再建成周洛阳。现在,帝国定都于此,应能长治久安。
问题是,这一目标怎样才能实现?
要有思想。
的确,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有此思想,才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帝国也才能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维持统治。为此,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
然而,正如罗马基督教内部争执不休,汉代的儒家也分裂为今文和古文两派。儒生们希望由皇帝出面圣断独裁形成定论,就像罗马教会要请君士坦丁出面召开尼西亚公会议,讨论基督和上帝的关系问题。
罗马和中国,是一样的江湖。
皇帝也都是江湖老大。
白虎观会议便因此而召开,会议的结论则无关我们的痛痒。有关系的是会议纪要《白虎通》明确了一个重要概念,叫三纲。这个概念后来跟董仲舒提出的五常合并在一起,成为中华帝国的思想统治根基:三纲五常。[1]
这才是一件大事。
要了解此事的重大意义,还得再看罗马。
罗马的灭亡让人不解。他们有当时最不坏的政体:共和;最不坏的制度:法治;最可贵的精神:宽容。有此三条,便足以巍然屹立,为什么会亡呢?为什么他们在感到危机的时候,要乞灵于基督教呢?
换句话说,罗马文明缺了什么?
核心价值观。
那么,宽容不是吗?
不是。价值是需要追求也可以追求的,宽容却与追求无关。你宽容,就宽容;不宽容,就不宽容。它其实是一种态度、精神、境界,但不是价值,也不靠追求。
自由呢?自由不是价值吗?
当然是。
可惜,罗马人虽然追求自由,也崇尚自由,却没有把它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他们的旗帜上是鹰,君士坦丁之后则是十字架。那可不是自由的象征。
法治与共和也不是价值,而是实现某种价值的方式和手段。问题是,罗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两种方式背后的价值,他们多半是以一种实用和功利主义的态度,把法治与共和当作纯粹技术性手段来看待的。
也就是说,罗马人有当时最不坏的制度,却没有支撑制度的核心价值观。这就只能成功于一时,不能成功于一世。等他们意识到这点时,可选择的只剩下基督教。
基督教当然也不错,因为有信仰。信仰的背后,则是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的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或者说,信仰的目的,在终极之问和终极关怀。它的现实意义,则在承载核心价值观。这是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有信仰或类似信仰的原因。只不过,靠公权力树立起权威的早期基督教,并不完全符合罗马国情。
结果,罗马死了,基督教却在她身上成长起来。
那么,中华帝国呢?
中华帝国也是没有信仰的,却只有改朝换代和治乱循环,没有长时间分裂和制度性崩溃,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虽无信仰,却有理念。
这就是三纲五常。
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则是仁义礼智信,合起来叫纲常,也叫纲常伦理。而且,自从宋代的朱熹将三纲与五常联用,朝野贤愚便都耳熟能详并奉为圭臬,维系着王朝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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