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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画（第3页）

“一粒花生子种下去，要结出好多花生，你晓不晓？”

“本义叔，今天是说仲琪，这同花生是两码事。”

“什么两码事？小事上也看得出对集体是什么态度，对贫下中农有没有感情。上个月挖塘的时候，把兆青的娃崽打起哭，也是渠吧？”本义朝大家瞪眼。

没有人说话。

“看问题就是要全面地看，要历史地看。毛主席说，不管怎么样，打人就是不对。”

“我当时太气了……”牟继生心虚虚地辩解。

“气也不能打人。打人是什么作风？你是知识青年还是街痞子？”

“我以后……不打就是……”

“这还差不多，错了就是错了，做人就是要老实，明明错了还狡辩什么？就这样吧，检讨也不用写了，算了，扣你三十斤谷。”

本义反背着双手已经起了身，一副圆满解决了问题的样子，出门的时候还缩了缩鼻子，似乎闻到了我们伙房里的蛤蟆炒青椒的香味。至于仲琪的事，他说会要解决的，会要解决的。

其实后来不再提起，算是不了了之。

我现在回忆起这件事，发现道理是有用又没有用的，是讲得清又讲不清的。在马桥党支部和广大群众特有的道理面前，我们的奇怪和愤怒一点也不管用。牟继生继续被舆论指责，他拒不向仲琪退还钱物也不赔谷的态度，甚至成了不义的铁证。他从此显得有些消沉，故意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比如吞吃瓷片或者独臂举起整整一架土车，比如一个人打油榨让伙伴都去睡觉，但这一切很难重新引起众人的惊异，还有欢呼或者追随。他的霞妹子也离开了他——大概那位长着娃娃脸的女知青不愿意把自己与仲琪的婆娘联系在一起，即使这种联系毫无根据，她也无法逃脱这种想象。到最后，黑相公有一天突然胸前戴满了毛主席像章，出现在我们面前。

“牟哥你这是做什么？”

“解放台湾去呵。”他笑了笑。

我吃惊地盯着他的眼睛，发现他的目光已经完全陌生。

黑相公被诊断为癔病，户口退回城里去。据说他仍然很健壮，还能打篮球，也能在城里看电影、抽香烟、骑车上街，大活人一个，只是不大认得人，偶尔有点胡言乱语，喜怒无常，大概属于癔病的早期阶段。有一个老同学在大街上见到过他，捶了他一拳，他眨眨眼，迟疑了一会，还是掉头走了。

隔锅兄弟

“稀客来了，洞里坐坐？”

样子有点眼熟，但我不记得他是谁。

“韩同志，身体好么？”

“好。”

“工作好么？”

“好。”

“学习好么？”

“好，还好。”

“令尊大人身体健么？”

“还可以。”

“令郎令爱长得乖么？”

“我只有一个女儿，多谢你关心。”

“哦，”他点点头，“城里的工业生产形势还好吧？”

“当然……”

“城里的商业流通形势也还……”

我担心对方要问遍城里的各行各业，急忙打断他的排比句：“对不起，你是……”

“分手还没有多久，就不认识了？”他朝我笑一笑。这是我观看防空洞的时候，身旁冒出来的一个中年人。

“对不起，是有点眼生了。”

“贵人健忘呵。”

“也不奇怪，我离开这里都快二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