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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画（第1页）

碘酊▲

中国人对工业制品多用俗称。我出生在城市，自以为足够新派，一直到下乡前，却只知道有碘酒而不知道有碘酊。就像我习惯于把红汞叫做“红药水”，把甲紫溶液叫做“紫药水”，把蓄电池叫做“电药”，把安培表叫做“火表”，把搪瓷杯叫做“洋瓷缸”，把空袭警报叫做“拉喂子”，把口哨叫做“叫嘴子”。

我到了马桥之后，常常更正乡下人一些更土气的称名。比方说，城里的广场就是广场，不是什么“地坪”，更不可叫“晒坪”。

我完全没有料到，这里的男女老幼都使用一个极为正规的学名：碘酊。他们反而不知道什么是碘酒，很奇怪我用这种古怪的字眼。即使是一个目昏耳聩的老太婆，也比我说得更有学院味。他们用马桥腔说到碘酊的时候，像无意间说出了一个秘密暗号，他们平时深藏不露的暗号，只是到必要的时候才说出来，与遥远的现代科学接头。

我打听这个词的来历。我的猜想一个个落空。这里从没有来过外国传教士（洋人是可能开医院和用药品学名的），也没有来过大规模的军队（新军是可能负伤也可能用药品新名的），教师们也大多曾经就读于县城，更远的也只是去过岳阳或长沙，不可能带回来比那里的用语更现代的东西。最后，我才知道这个词语与一个神秘的人有关。

下村的老村长罗伯，吧嗒着竹烟管说，一个叫希大杆子的人，在这里最早使用碘酊。

嗯

当时听说边境紧张，公社部署各个村寨都要挖防空洞，也叫挖战备洞。据说苏联要从北边打过来了，美国要从南边打过来了，台湾要从东边打过来了，所有的战备洞要在腊月以前挖好。还说一个很大很大的炸弹已经在苏联发射了，再过一两天就要落到我们这里——要是中国飞机不能把它打下来的话。队上只好安排三班倒，日夜不停地干，一定要抢在世界大战之前完成任务。

一般来说，每一班搭配两男一女，男的管挖土和挑土，女的力气小一些，专管上土。房英就是在这个时候，提着锯短了木柄的锄头，跟着我和复查进了洞。

战备洞很小，宽度仅仅可以容两人交错过身。越往里挖，光线就越暗，很快就需要点油灯了。为了省油，油灯也只能点上小小的一盏，照亮下镐处昏黄的一小团，其余就是无边的黑暗。你必须凭声音和气味判断周围的一切，比如挑土的搭档是否转回来了，是否放下箢箕等着了，是否带来了茶水或者吃的东西。当然，在这样一个极小的空间里，除了灯烟的气味以外，人们也很容易吸入人体的气味，比如一个女子身上汗的味道，头发的味道，口液的味道，还有一些男人不大明白的味道。

挖上几个时辰，人就有些摇摇晃晃。我好几次感觉到自己的脸，无意间撞到另一张汗津津的脸上，或者被几丝长长的曲发撩拂。我轻轻挪动麻木的两腿，退出挖掘位置的时候，一不小心，也可能在黑暗中撞到身后一条腿，或者一个胸怀——我能感觉到它的柔软和饱满，也能感觉到它慌慌的闪避。

幸好人们很难互相看清对方的脸。飘忽的昏灯，只照亮堵在鼻子前的泥壁，照亮前面永远无处可逃的绝境，照亮密密交集扑面而来的镐痕——其中有几道反射出黄光。

我想起了前人关于地狱的描写。

这里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没有夏天与冬天的区别，甚至没有关于遥远外部世界的回忆。如果不是无意间撞到另一张汗津津的脸，也不会有某种惊醒：发现自己还存在，还是一个具体的人，比如说有姓名有性别的人。刚开始的几天，我和房英还有些话说说。几次惊心的碰撞之后，她就不说话了，最多只是嗯一声。我后来发现，她的“嗯”有各种声调和强度，可以表达疑问，也可以表达应允，还可以表达焦急或者拒绝。“嗯”是她全部语言的浓缩，是她变幻无穷的修辞，是一个无法穷尽的意义之海。

我也注意到，她开始小心地避开碰撞，喘息声常常在我身后远远的地方。但每次下工，她会悄悄带上我忘记在洞里的衣，到适当的时候塞给我。吃饭的时候，她会往我的盆里多加两三个红薯，而她的盆子里总是浅浅的。最后，我跪在地上大汗淋漓筋肌扭动挥镐不已的时候，背上一阵清爽——一条毛巾会在我光光的背脊上擦拭。

“算了……”汗水吸入我的鼻孔，我没法流畅地说下去。

毛巾轻轻擦到了我的脸上。

“我不需要……”

我的脸闪开，而且想用手阻挡毛巾。但昏暗中我的手已经不大听话，没有抓到毛巾，在空中打捞了两下黑暗，最后才抓到一只手。直到事后很久，我才回味出那是一只小巧软和的手。不，我得更正一下，这种记忆只是事后的想象。事实上，一旦到了体力完全耗竭甚至到了向未来透支着喘息和喘息的时候，性别已不存在。不仅碰触不再惊心，任何触感也是空无的，抓一只女人的手同抓一把泥土不会有什么差别。我跌跌撞撞之际，也许还攀过她的肩，也许还搂过她的腰，也许还有其他的也许和也许，但这一切都留不下任何记忆，无法确证。

我相信在那一刻，她也丧失了触感，羞涩和矜持全部抽象为气喘吁吁。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无性别的时刻。

后来，我缓过劲来，她也回到了性别之中，于是退得远远的。

再后来，她就出嫁了。她父母亲重男轻女，只让她读了一个小学毕业，就让她在村里挣工分，一旦找到还能吃上白米饭的人家，就把她早早打发出去。送亲的那天，她穿一件粉红色的新袄子，踏一双较为入时的白色网球鞋，被一群姑娘们叽叽喳喳地围绕着。不知为什么，她一直没有朝我看一眼。她肯定听到了我的声音，肯定知道我就在这里，但不知为什么，她可以同任何人说话，同任何人目光相遇，就是始终没有朝我看一眼。我和她之间并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秘密。除了挖洞的那一段，我们之间甚至谈不上什么接触。如果说有什么特殊一点的地方，那不过是我在事后想象过她的一只手，不过是她曾经有机会目睹过我最遭罪的时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像她一样，在那么近的距离，看我如同一条狗，只穿着一条短裤，时而跪着，时而卧着，任浑身泥土混和着汗水，在暗无天日之处气喘吁吁地挣扎——脸上除了一双眼睛尚可辨认，全是尘粉和吸附在鼻孔周围的烟尘。她看见过我死鱼眼睛里的目光，听见过我垂死者一般的呻吟和喘息，嗅到过我身上最不可忍受的恶臭。如此而已。

当然，她还听到过我没出息的哭泣。在本义的怒骂之下，我们要抢在帝修反的炸弹丢来之前，把洞子挖出来。我那一段至少挖熔了五六把镐头。有一次没留神，一失手镐头挖在自己脚上，痛得我哭了起来。

她也哭了。她手忙脚乱帮着我包扎伤口的时候，一颗凉凉水珠落在我的脚背。我猜想那不是她的汗珠，而是泪水。

那是一段最硬的朱牙土。她没有帮上我多少忙，这不是她的过错。她没法不看见我最丢人的可怜样，这也不是她的过错。如果说这可以算做一个秘密的话，她没法将秘密交还给我，而是带着它到远远的地方去，这同样不是她的过错。

对于人来说，生命的极限在一生十分稀罕，因此这个秘密是如此重大，在回忆中弥足珍贵。也许房英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才有一种欠债未还的惶恐，出嫁之时看都不敢看我一眼。

“天怕要下雨，你们还是把雨伞带上。”有人对她说。

她点点头，重重地“嗯”了一声。

我听出来了，她的“嗯”展开了翅膀，飞过了人群，飞过了几个正在吃糖果的娃崽，慌慌飞向了我的双耳——当然不是关于雨伞的回答，而是道别和祝愿。

我没有坚持到她动身的时候，没有目送送嫁队伍挑起嫁奁，背着新锅，在一些娃崽吵闹追赶之下，拥着她踏上离乡的远程。我来到了后山坡，坐下来，听树叶间呼呼风声，看满山守候和等待着我的秋草。远处送亲的唢呐突然吹响了，吹得满目秋草突然颤震和游动，最后被泪水淹没在我的眼中。我当然有哭的理由。我哭自己家人已经忘记了我（即便过生日也没有收到过他们的来信），哭朋友在关键时刻对我的疏忽（这位朋友进城玩耍时，竟把我一封事关招工前途的重要信件，给随随便便地玩丢了）。我当然也在哭新娘，一个与我毫无关系也不可能有关系的新娘，被唢呐声判决了消失，粉红色的袄子从此将消失在远方，永远带走了她那些“嗯”。

我多年后见到她，她瘦了一些，脸也有了中年妇女的枯槁和苍白。如果不是旁人介绍，我很难从这张脸上辨出她当年的线条。她怔了一下，眼中透出一丝恍惚，然后目光急急地逃离。她正忙着。随同我进村的一个乡干部，正在处理她家的一件民事纠纷，处理她母亲和她弟弟的丧事，包括批评她跑回娘家来企尸鸣冤（参见词条“企尸”）。“有什么说不清的呢？还让死人陪着企，吓白菜呵？人民政府是好吓的吗？不管你有理没理，闹就是没理！”乡干部一番话，训得她的几个兄弟点头称是。只有她扑通一声跪下去，没等乡干部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在地上嘣嘣嘣砸出几个响头。

在场的两个妇人急急上去拉扯她，劝了好一阵，她还是泪光满面地挣扎，口里一声声喊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