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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2页）

母亲后来知道了，也没有一句话责怪二姐。在这件事上，母亲心里一直很虚，她对我们家其他的孩子总是采取一种卑微的姿态，把一腔委屈和悲痛留给自己。

母亲说她有感觉，连续好些天夜里做梦，都梦见我生父像个小儿哭啼，责怪她不去看他。以前他在她的梦里不是这副样子，母亲便知道他已走了。

癌症晚期，没有医院肯收他，集体所有制的塑料厂付不出医疗费，家里人抬着他，一家家医院走，只有几张病床的一个乡镇小诊所算是开恩，收下他等死。他的妻子侍候了一段时间，也不干了，连火葬场都不愿去，她心里明白自己在他心里的位置。

“死的时候，他就叫我和你的名字，求他的老母亲再来找我们俩。”母亲停了停，说我生父平常连个鸡蛋都舍不得吃，他得肺癌是由于缺营养，身体差，在厂里长年做石棉下料。婆婆拉住母亲的手哭着说，他才四十九岁，我这种活够了的白发人不死，他啷个死了，老天爷长的啥子眼睛嘛？

3

或许从那以后，母亲就开始把佛请到家中，父亲和母亲也分开睡，母亲可能每夜哭醒？但她比以往更细心周到，照顾着比她大十岁的父亲，天一亮就上阁楼去，倒掉父亲的尿罐，提着烧开的水，为父亲泡上一杯茶，因为父亲的支气管炎，她硬是把父亲的叶子烟扔掉，让父亲戒了烟。父亲生病卧床不起时，母亲就把做好的饭菜送上楼，喂父亲，睡在父亲身边，怕父亲一口气喘不过来。她宁愿自己走在父亲后面，哪怕到时她一人无人照顾，若她走在父亲前头，没她，父亲怎么办？

她不爱父亲，却为父亲做从未为我生父做的一切，她的孤独，她的心事，只能向佛诉说，她没有一个听众，连她这刻对我说的，也是声音轻得不能再轻。知道眼瞎耳聪的父亲未睡着，听力出奇的好，隔着一层薄薄的楼板也没用，她不愿意伤害父亲，她认为自己伤害父亲已经够多的了。

口琴的冰凉，刺激着我好不容易在棉被里暖和过来的身体。我这个冷心人，不，一个冷血动物，伸过手去拿那顶墨蓝色的小帽，摸着面上的丝绸，里面的绒，帽子上被老鼠或虫咬坏的小洞。我闭上眼睛，想象当年生父怎样从他的裤袋里掏出这顶帽子，然后把它戴在我的小脑袋上的一串动作；站在严冬寒流中，他对母亲说风大，不要让我着凉了；我十八岁时，我们一辈子唯一的一次会面，他那副小心翼翼百般讨好，想讨我喜欢的种种情形。

他在城中心的最高点枇杷山公园，对我说过的话，当时我根本不在意，这时我却一字一音记起来了。

他说，尤其是你未来的丈夫，绝对不能让他知道，你的身世，你千万不要透露给任何人。不然你丈夫公婆会看不起你。以后一生会吃大苦，会受到许多委屈。

他说，在他跟着我时，他看到我受人欺侮，又不能奔过来帮我，心里直恨自己。

他说，你得原谅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你得原谅你妈和我，你得对你妈好点，为了你，她太受苦了。

那个焰火齐放的夜晚，想起来真是灿烂。我当时感觉到那是一个节庆，不明白这座山城有什么可喜，想必是国庆节。为了确认，我在图书馆翻到1980年旧历八月二十三，母亲和生父记在心头的我的生日。原来那天正是十月一日，这个国家在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一周年的大喜日子。那天晚上最高级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设宴请外宾，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越南共产党亲华派流亡领袖黄文欢，俨然还是番王来朝的宫廷气派。

我把装订好的一册册报纸逆时翻，手指一触，泛黄的纸，一不小心就脆开一条缝。越接近1962年9月21日——我出生的那天，我的手越抖得厉害，纸的裂缝也就越大：那是个星期五，为旧历壬寅年八月二十三。那天发生最大的事，是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我空军击落U-2美蒋间谍飞机，毛主席接见空军英雄。赞歌颂曲一片，云南烟区精选烟种，江西旱烟收成也好极了，我的家乡四川提供耕牛两万五千多头给缺牛区，广西中稻丰收，等等。越往我出生前大饥荒那些年翻，消息越是美好，生活越是美丽。这样的报纸太有价值，任何人想了解自己的祖国，想了解历史，应当经常翻阅。

天已开始有点发亮，卷烟厂又雷鸣般放蒸汽。我毫无睡意，索性起来。母亲从布包底抽出叠得整齐的蓝花布衫，说：“你试试。”我生父九年前为我扯的那段布，母亲已把它做成一件套棉袄的对襟衫，一针一线缝得扎实均匀。

我站立床前，把衣服穿在身上，一颗颗布纽扣扣好，母亲呆呆地看着我。如果她这时，对我说一句：“六六你留下，多住几天。”我会改变主意的。她没提出，我就坚持原来的打算，一早就走。

我让母亲躺到床上，她很听话，就躺了上去。我穿着衣服在她身边躺了下来，把房间里的灯熄掉。

母亲的眼睛闭着，呼吸变得均匀，但我知道她没睡着。

鸡叫第一遍，江上轮船的鸣叫零零落落，传到半山腰来，像有人在吊嗓子那么不成调地唱着，一遍又一遍，都不满意，又重新起头。我下了床，穿上皮鞋，这时，听见母亲轻轻地说：“六六，妈从来都知道你不想留在这个家里，你不属于我们。你现在想走就走，我不想拦你，妈一直欠你很多东西。哪天你不再怪妈，妈的心就放下了。”她从枕头下掏出一个手帕，包裹得好好的，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却是一元两元五元不等的人民币，厚厚的一沓，有的新有的皱有的脏。母亲说：“这五百元钱是他悄悄为你攒下的，他死前交给你的婆婆，让你的婆婆务必交给我，说是给你做陪嫁。”看见我皱了一下眉，母亲说：“你带上！”她像知道我并不想解释为什么不嫁人，她没有再说话。即使我想说点什么，她也不想听。

那天清晨雾很大，重庆层层叠叠的房子很快消失在雾幛后面。

我提着小箱子走到江边，江上雾好像是专为我而散开，好让我坐轮渡过江，我一直来到江对岸，走过沙滩，上了一坡长长的石阶，站在朝天门码头顶端，四十六年前我母亲从乡下坐船来到这个城市的地方，江上没有一声汽笛，像哑了一样。

这么说，我“成年”后每月十八元不要他付了，他看到我成人了，飞走了，他还是每月成习惯地把钱省出来留给我。没有机会再偷偷跟在后面看我，他可能心里空得慌。他的情感专注，到死还想着我，没有一点改变。而我呢？连一声爸爸也不愿喊，我看不起这种情感，我鄙弃地把他推到一边，丝毫也不犹豫，连转过头去看他一眼也不肯。

突然泪水涌满我的眼睛，我竭力忍住，想吞回肚子，但泪水不再听我使唤，哗哗往外淌着，我身子痛得站不住，倚着石墙直往台阶上滑。

4

1989年2月，我乘火车到了北京，在鲁迅文学院作家班读书。3月份，一些小型或不太小型的聚会已在大学校园里举行，学生们在热情地辩论中国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国家。4月，北京学生开始走出校门，走上街头。到处是歌声，到处是激情澎湃的人群。

我和同学们一起，在人流中，想起离开重庆时，特地转道去郊区看生父的墓。墓在一片只种杂粮的荒野岭上，不过是在埋他的骨灰的土上面，堆了些石头，一些大大小小的乱石，垒成一个小堆，算是标记。连个起码的碑石、连个名字也没有，旁边乱堆了一些南瓜藤玉米秆，山坳下种了红苕高粱。看来他的农村妻子和两个儿子，也想把他忘掉。当然，多少年来每个月他得给另一个非婚生的孩子十八元钱，这么大笔钱，谁能抑制得住怨气？还不用说他的心从来都未真正属于这一家，尽管他拼命劳作干活，履行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我的那两个从未见面的弟弟，会问姐姐在哪里吗？也许我和他们一生都不可能见面。

宽阔的马路，人行道两旁全是人，墙上树上也有人。这么多人，这么整齐的呼喊，这么蔚蓝的天空，祖国首都的天空，在这个我从小向往的地方，圣地一般的地方，我的心跳在加快，跳得迅猛而有力。

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南方那座山城的长江边，在暗沉沉的雨云下飞快地奔跑。那是五岁半的我，我一边跑，一边想，尽管我不认识路，但只要我顺着长江往下游跑，就一定能找到在江边造船厂做搬运工的母亲，把五哥腿被缆车压伤的消息告诉她，叫她赶快回去救五哥。雨越下越没完，密密地铺洒下来，江岸翻成一片泥浆，在我的脚下溅起。我跌倒了，马上爬起来，继续跑。

一阵口琴声，好像很陌生，却仿佛听到过，这时从滔滔不息的江水上越过来，传到我的耳边，就像在母亲子宫里时一样清晰。我挂满雨水的脸露出了笑容。

1996年6月初稿

1996年11月终稿

2013年1月修订

2016年2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