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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字则诚,一字晦叔,号莱根道人,瑞安崇儒里柏树村人。为人刚正耿直,办事干练娴熟,省掾任上“书生称其才华,污吏推其练达”,声闻益隆。方国珍复叛,行省臣因明乃温州人,知海滨事,调任浙东阃幕都事,发兵讨方国珍,因与主帅论事不合,避而不治文书,致师出逾三时。
高明为官清明练达,曾审理四明冤狱,“凡狱囚无验者,悉讯遣之”,郡中称为神明,他能关心民间疾苦,不屈权势,受到治下百姓爱戴,处州期满离任时,百姓曾为他立碑。调江南行省台掾,数次触忤权贵,托病辞去,退志遂萌,发为诗歌,感慨万千:“岁晚仲宣犹在旅,年来伯玉自知非”,叹息己身似王粲处乱世而怀才不遇,故应如蘧伯玉悔省后遁世。“争如蓑笠秋江上,自脍鲈鱼买浊醪”,过着田园生活。
由于数忤权贵,晚年退居于明州栎社之沈氏楼,“以词曲自娱,相传明初太祖朱元璋慕其名,遣使征召,他“佯狂不出”,不久病卒。
高明善书法工诗文,他的诗文中有不满黑暗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内容,如《题画虎》斥责“人间苛政”,《乌宝传》抨击元朝的宝钞政策,有表现晚年厌倦尘世奔波、向往隐居生活的思想,如《次韵酬高应文》等。他还借咏史抒发黍离之叹,对宋王朝的昏暗,岳飞父子的愚忠给予批判,至于《孝义井记》、《华孝子故址记》、《王节妇诗》等,则是颂扬孝义、表彰贞节贤德之篇。
南戏《琵琶记》是高明得以名扬后世的代表作,它是在宋元时民间流行的蔡伯喈故事,尤其是在“戏文之首”,《赵贞女蔡二郎》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而成。在宋代民间讲唱、戏文中,蔡伯喈是一个弃亲背妇的反面人物,高明却把他改写成孝义两全的正面形象。
关于高明作《琵琶记》的起因及剧中人物是否有所影射,前人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不过多为捕风捉影之谈。姚华《猗室曲话》说:“柔克所讥,属世情之常,不必意中实有其人,即以为讽世之作可也。”,《琵琶记》被称为戏文中的“绝唱”,它描写人情,真实细腻,婉转曲折,能深深打动读者。剧中双线交错发展,以富衬贫,以喜衬悲,二者成鲜明对比,有力地突出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矛盾,加强了悲剧的气氛,文词以本色为主而又文采斐然。
明代王世贞说:“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回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传说高明写剧本时,“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表明他的创作态度是十分认真的。
《琵琶记》是把民间戏文与文人创作结合起来的成功之作,它把南戏创作提高到艺术上比较成熟、能为雅俗共赏的新阶段。它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赞赏,获得不同阶层人们广泛的爱好。自它以后,文人雅士、名公大臣纷纷起而制作戏文,以致蔚然成风。
《琵琶记》成为南戏创作的范本,获得“曲祖”、“南曲之宗”的称誉,对后世的戏剧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还被译为法文、日文,传播国外。
据《南词叙录》载,高明还有《闵子骞单衣记》戏文一部,今无存,高明的诗文集有《柔克斋集》20卷,已佚。近人冒广生曾辑其诗49首,词1首,刊于《永嘉诗人祠堂丛刻》中。另有《碧梧翠竹堂后记》、《孝义井记》、《华孝子故址记》、《乌宝传》等多篇,散见于《玉山名胜集》、《黄岩志》、《常州府志》、《南村辍耕录》等书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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