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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察微知著处军相敌行军篇（第3页）

不赏私劳，不罚私怨。不奖赏对私人利益有功的人，不惩罚对自己有成见或隔阂的人。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当权者，在这个问题上往往处理不好。且不说封建社会中的帝王将相常常把大量恩荣给予伺候自己的“心腹之人”，慈禧太后把大太监李莲英捧上天。就是现代少数领导者，也往往把给自己出过力的司机、秘书、公务员等人施以种种特权，惹起其他部属的反感和不平。

有功即赏，有过即罚。领导者要正确用人，真正调动起部下的积极性，必须做到按功行赏，论过处罚。这样做，至少有三点好处：一是为部下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既然功过是非是决定一个人的升降荣辱的惟一准则，那么，大家就会尽心尽力地工作，以争取奖赏，避免惩罚。二是可以避免人为的矛盾。如果不坚持功奖过罚，部下难免有亲疏嫡旁之感，而部下一旦产生这种情绪，相互之间的隔阂矛盾便会随之产生。而惟功是奖，惟过是罚，部下感到领导一视同仁，矛盾自然消失。三是可以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无论赏还是罚，只有得当，才能起到激励作用。如果失度，不仅没有受到赏罚的人心里不服，即使受赏罚者也不以为然。因此，在赏罚上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吃“大锅饭”，必须坚持功过分明，无功受禄，罚不当罪，皆是领导者的大忌。

案例

戚继光是明朝军事家、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闰十月，他诞生在世代将门之家。父亲戚景通，文武全才，品学兼优，曾任神机营副将。因公正爱国不愿同流合污，请告还乡。戚景通课子严格，希望儿子将来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事业。戚继光少时刻苦学习武艺，博览群书，学业大进。

明嘉靖年间，倭寇窜扰中国沿海，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激起民众的愤恨。受时代和父亲的影响，戚继光志在疆场，保国保民，曾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名句，毕生40余年都在军旅中度过，大多岁月在抗倭前线作战，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戚继光之所以能实现自己的志愿——扫平倭寇，主要依靠自己严格训练出的一支精兵“戚家军”。他被调到浙江后，经过实战，戚继光认为：“无精兵而议论打仗，就如同一个无臂之人同手执利剑者格斗一样，那自然是难以取胜的。要战胜敌人，就必须有一支精兵。”当时明朝士兵平时素无训练，骄横不受节制，“战五号令”“望贼奔溃，闻风胆破”，残害百姓，甚至更坏。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四月，取得乌牛之捷，收兵记功时，一士兵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前来报功。戚继光见这个被杀者双目怒睁，心中正在纳闷。另一士兵看见此头，忽然放声痛哭说：“这是我的弟弟呀!刚才负伤并未死，为什么要杀他啊！”还有一士兵，竟拿着一个十五六岁无辜少年的头颅，也前来报功。戚继光愤怒地把这两个冒功者杀掉。但此类事件，仍时有发生。至于因强奸妇女、抢劫百姓而受处罚的士兵，更比比皆是。一次在新河所一带大败敌寇，残倭向乐清逃去。戚继光命军队乘胜急追。但其士兵因胜而骄，军纪松弛，不肯向前。连自己很信任的一个亲兵也跟着退缩。戚继光只得把违反军规的士兵，连向那个退缩的亲兵杀掉，以振军威，这才硬行督促着士兵往前方追击。彼时戚继光的部队虽经严格训练，但一遇短兵相接时，仍往往胆怯畏缩。当时戚继光创造一种新武器名叫狼筅。这是一种杀敌利器，但由于有的士兵贪生怕死，临敌时竟将狼筅丢弃不用，结果不仅不能刺敌，反而戳伤自己兵马。戚继光由此悟出一条道理：兵器虽好，须“得人而用之”，否则，“不得其人，则制于人也。”总之，这样的兵素质太差，要抗倭必须训练如同“岳家军”的劲旅。戚继光遂上书请求练兵，提议选练骁壮之士卒3000，以备调用。其建议，一直到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第三次提出，才取得总督胡宗宪的批准。九月，戚继光前往义乌、永康等地招募新兵。经过戚继光的动员，应募的人很多，戚继光进行严格的挑选，但凡过去当过兵打过败仗的，或曾在官府服过役沾染了坏习气的，以及浮猾的小市民，一概不要。入选的大都是勇敢的农民和剽悍的矿工。戚继光很快招募4000多人。

继而，对新军进行严格教育与训练：（一）养兵保民教育，要求士兵懂得军队的任务，就是“保障生民，捍御地方”，懂得“只要军队肯杀贼，守军法不扰害百姓，百姓肯定拥护军队”的道理。（二）重视武艺训练，让士兵练习合于实战、能防身杀敌、立功报国的真武艺，决不允许士兵去学只能装饰门面、丝毫不切实用的花拳绣腿。在武艺训练时，按照年龄大小、身材高低、体质强弱的不同，分别授予不同的兵器。武艺训练中，还结合体质锻炼，让士兵穿重甲，负重物，以练体力；使用比实战武器更重的器材，以练手力；裹沙袋长跑，以练足力。（三）教练阵法。戚继光根据江浙的地形和倭寇的作战特点，创制鸳鸯阵以及由鸳鸯阵变化而成的两仪阵、小三才阵和三才阵。这些阵法长短兵器迭用、攻防结合、因势变化，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四）严格纪律。戚继光说：“古今名将用兵，从未出现过无节制、号令，不用金鼓、旗幡，而浪战取胜者。”他把各种军队的号令编印成册，发给士兵，要求人人熟记，并赏优罚劣。同时，要求部队做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严禁砍伐树木，毁坏田地，烧毁房屋，奸淫掳掠，杀害战俘。戚继光处处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共苦，要求所有军官，“件件苦处，要身先士卒”，务使“兵民相体”“万众一心”。在作战中做到赏罚严明，当赏者虽仇亦赏，该罚者虽亲不免。甚至跟随戚继光多年的一名亲兵，也因不服从命令而被斩首。由于戚继光治军严格，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练兵法则，在较短时间就训练成一支纪律严明、组织良好、勇敢善战的精兵。这支军队在抗倭作战中转战浙闽，战必胜，攻必克，打得倭寇丢盔弃甲，下海逃窜。当时百姓称誉这支百战百胜的军队为“戚家军”。戚继光以其抗倭战绩和严格治军记入我国史册。

◎其身正，不令而行

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孙子兵法·行军篇》

平时能够严格贯彻执行军纪法规命令的部队，表明将帅同士卒之间团结和睦，关系融洽。

精读

“令素行”，这就说明将帅与士卒之间关系融洽。将帅要想做到“令素行”，则需“与众相得”。“与众相得”是“令素行”的前提条件和结果。但“与众相得”并不容易。首先要做到“为将之道与众同”。正如，《军谶》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就是说，军井还没有凿成，将帅不说口渴。帐幕还没有架好，将帅不说疲倦。军灶还没有做好饭，将帅不说饥饿。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用扇子，雨天不独自张伞，这就是将帅与士卒同甘苦的准则。将帅能与士卒同安乐，共患难，这种军队就能团结一致而不会离散，经常使用而不知疲倦。这样，士兵拥护将帅，必然誓死效命疆场，从而战必胜，攻必克。

为将高高在上，甚至贪婪暴戾，必然丧失军心，士兵离心离德，一旦用之于战争，必然丧师辱国。

将与众同，尤在“与众同好，与众同恶”。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计篇》）“与众相得”亦是强调上下同心。但是，要想使军队上下同心，就要求将帅平时以军纪军法严格约束士卒，以身作则，使士卒畏服，无条件地服从命令。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就是这个意思。

军队是一个上万人甚至数十万人的大集体，如果没有合理的统辖制度和严明的号令，无法保持秩序，如一盘散沙一般，根本不可能打胜仗。

《管子·重令》中强调了法令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管子》认为，凡是军队打胜仗，一定要依赖人民服从使用，然后，军队才能打胜仗。凡是人民服从使用，一定要法令贯彻下去，然后人民才能服从使用。将帅没有治军的威严，民心不能专一于抗敌，临阵的将士不肯死于军令，士卒不敢蔑视敌人，还指望军队一定能打胜仗，是办不到的。先代君主治国的手段有三个，破坏国家的因素则有六个。英明的君主能够克服其六个破坏因素，治国手段虽然不超过三个，却能够保有国家，而匡正天下；昏庸的君主不能克服六个破坏因素，治国手段虽然不少于三个，却是有了天下而终于灭亡。三种手段是：号令、刑罚、禄赏。六种破坏因素是：亲者、贵者、财货、美色、奸佞之臣和玩好之物。三种手段用途在于：没有号令，就无法役使臣民；没有刑罚，就无法威服群众；没有禄赏，就无法鼓励人民。六个破坏因素的败坏作用在于：虽不听君令，也可以平安无事；虽触犯禁律也可以免于刑罚；虽没有功绩也可以捞得财富。凡是国家有不听君令而照样平安无事的，号令就不能推动臣民；有触犯禁律而免于刑罚的，刑罚就不能威服群众；有无功而捞得财富的，禄赏就不能鼓励人民。号令不足以推动臣民，刑罚不足以威服群众，禄赏不足以鼓励人民，这样，人民就不肯为君主效力了。人民不肯为君主效力，作战就不能取胜；作战不能取胜，国防就不巩固；国防不巩固，就会受到敌国的入侵。所以，先代君主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变更号令，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疑虑或废止刑罚，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增加或减少禄赏。这样一来，就可以做到远近一心了；远近一心，就可以达到同心协力了；同心协力，就可以做到作战必胜、防守必固了。这就是匡正天下的原则。

在政治建设和军队建设中，不能因为仁慈而废弃法律，也不能因为执行法规而丧失恩信。军队用法规来约束将士们的行为，企业也毫不例外，也应该有自己的规章制度。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合适的管理制度，那必会导致员工去放任自流，企业的各种流程也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但光有制度还不够，能否将制度落到实处才是最关键的。

领导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应当怎样才能不让自己的制度只是一纸空文呢?除了要严格地要求员工以外，自己遵守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做到以身作则，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才能先律己后律人。不仅如此，还要勇于自我责罚。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只有这样的领导才会树立起威信，也只有这样的领导才能制定出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案例

曹操是东汉末年的丞相，后被封为魏王，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带兵军纪十分严明，并且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遵守，因此，他的军队很有战斗力，很快就消灭了多股强大的军阀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

当时，由于多年战乱，人民四处流散，中原一带田地荒芜，曹操就采纳部将的建议，下令让军队的士兵和老百姓实行屯田。很快，荒芜的土地种上了庄稼，收获了大批的粮食。有了粮食，老百姓安居乐业了，军队也有了充足的军粮，为进一步统一全国打下了物质基础。看到这一切，大家都很高兴。可是，有些士兵不懂得爱护庄稼，常有人在庄稼地里乱跑，踩坏庄稼。

曹操知道后非常生气，他下了一道极其严厉的命令：全军将士，一律不得践踏庄稼，违令者斩!

将士们都知道曹操一向军令如山，令出必行，令禁必止，决不姑息宽容。所以此令一下，将士们小心谨慎，唯恐犯了军纪。将士们操练、行军经过庄稼地旁边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通过。有时，将士们看到路旁有倒伏的庄稼，还会过去把它扶起来。

有一次，曹操率领士兵们去打仗。那时候正好是小麦快成熟的季节，曹操骑在马上，望着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心里十分高兴。

正当曹操骑在马上边走边想问题的时候，突然“扑刺刺”的一声，从路旁的草丛里窜出几只野鸡，从曹操的马头上飞过。曹操的马没有防备，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惊了。它嘶叫着狂奔起来，跑进了附近的麦子地。等到曹操使劲勒住了惊马，地里的麦子已经被踩倒了一大片。

曹操看到眼前的情景，把执法官叫了过来，十分认真地对他说:“今天，我的马踩坏了麦田，违犯了军纪，请你按照军法给我治罪吧!”

执法官听了曹操的话，非常为难。按照曹操制定的军纪，踩坏了庄稼，是要治死罪的。可是，曹操是主帅，军纪也是他制定的，怎么能治他的罪呢？

想到这里，执法官对曹操说：“丞相，按照古制‘刑不上大夫’，您是不必领罪的。”

“这怎么能行？”曹操说：“如果大夫以上的高官都可以不受法令的约束，那法令还有什幺用处？何况这糟蹋了庄稼要治死罪的军令是我下的，如果我自己不执行，怎么能让将士们去执行呢？”

“这……”执法官迟疑了一下，又说:“丞相，您的马是受到惊吓才冲入麦田的，并不是您有意违犯军纪，踩坏庄稼的，我看还是免于处罚吧!”

“不!你的理不通。军令就是军令，不能分什么有意无意，如果大家违犯了军纪，都去找一些理由来免于处罚，那军令不就成了一纸空文了吗？军纪人人都得遵守，我怎么能例外呢？”

听了曹操的话，执法官头上冒出了汗，他想了想又说:“丞相，您是全军的主帅，如果按军令从事，那谁来指挥打仗呢？再说，朝廷不能没有丞相，老百姓也不能没有您呐!”

见执法官这样说，众将官也纷纷上前哀求，请曹操不要处罚自己。

曹操见大家求情，沉思了一会说:“我是主帅，治死罪是不适宜。不过，不治死罪，也要治罪那就用我的头发来代替我的首级（即脑袋）吧!”说完他拔出了宝剑，割下了自己的一把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