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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唐帝国 黄金时代如日中天（第3页）

他知人善任，常向太宗推荐人才，委以重任。太宗的太子李治的府中有一位太子右卫率（主管太子的安全保卫），名叫李大亮，房玄龄很器重他，说他为人耿直，有西汉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可以委以重任。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房玄龄在用人方面，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做到扬长避短。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也宁缺勿滥，决不做滥竽充数之事。如管理财政申报开支的部门，很长时间没有人选，但房玄龄认为这个部门关系到“天下利害”，是“民力所系”的地方，“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他这样做，有时会招致别人说闲话，评论他在授权方面十分吝啬。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对于个人的声誉，从不计较。

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琐事，他事事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法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造、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古今罕见。

在对李世民的进谏方面，他也做得很好，虽未能像魏征那样屡屡犯颜直谏，但也能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思。其实，魏征对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经说过，在事必躬亲、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方面，自己比不上房玄龄。一次，唐太宗忽然问左右大臣说：“自古开国的皇帝，把皇位传给了子孙，为什么经常出现变乱呢?”房玄龄直率地说：“那都是因为皇上宠爱子孙，而子孙生长深宫，自幼过惯了富贵的生活，不知人间疾苦，不懂国家安危，不能磨炼意志、增长才于的缘故。”

唐太宗也有过不少失误，如对高丽的战争，不但给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多年的战争中，仅战马就损失了十之七八。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要用兵高丽，当时房玄龄已重病卧床，闻知此事后，立即上书太宗，并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宁，各得其所，唯有东征高丽，必会成为国家的大患。我虽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会死不瞑目。”太宗览表以后，十分感动地说：“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是难得啊!”

房玄龄心地赤诚，胸怀宽广，团结同僚，容易与人共事，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如经他推荐的杜如晦，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史书上称他“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就注意发挥他善于决断的长处，每和太宗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用房玄龄的话来说，就是“非如晦莫能筹之”。而杜如晦的很多观点，往往与房玄龄不谋而合。“房谋杜断”，相互补充，他们两人的密切工作，与勾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古今的佳话。

王佐之才——杜如晦

杜如晦，字克明，年少时就英俊多才，喜读书，常以风流倜傥自命。心存志节，遇事果断。隋大业年间，预选吏部，吏部侍郎高孝基对他说：“君当为国之栋梁，愿君保令德。”后来补官滏阳尉，不久就弃官而去。

唐高祖李渊攻战隋朝京师时，秦王李世民引杜如晦为秦府兵曹参军。后来因秦府幕僚人数众多，便外迁了许多人，杜如晦被外迁为陕州总管府长史。房玄龄听说后，心中大惊，赶忙对李世民说：“外迁之人，皆不足惜，独杜如晦有王佐之才。如若大王终生为藩王，则迁之；如若大王欲经营四方，则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听后，后悔不已，对房玄龄说：“非公言之，我几乎失之交臂。”于是，上表请留府中。每次征伐，杜如晦与房玄龄同掌帷幄机密，二人出谋定策，秦府僚属莫不叹服。天下平定之后，杜如晦被任命为陕东道大行台比部郎中，房玄龄为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杜如晦封爵建平县男，兼任文学馆学士，李世民还让学士褚亮写赞词说：“建平文雅，休有光烈。怀忠履义，身立名扬。”

李世民继位之后，杜如晦封爵蔡国公，食邑三千户，别食益州一千三百户。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时，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并摄吏部尚书之事。房玄龄、杜如晦两人执掌朝政之后，引荐贤士，罢黜不肖主人，人人各得其所，一时间朝中为之肃然。尽管这样，房玄龄、杜如晦的做法也遭到个别人的非议，监察御史陈师合就是反对者之一。他写了一篇名为《拔士论》的奏疏，指出一人不可身兼数职，意在讽刺杜如晦。唐太宗看后大怒，呵斥陈师合说：“房玄龄、杜如晦非以故旧勋臣而进，只因他们的才能能够治天下，所以朕委之以重任。你出如此言论意欲离间我君臣也，实在可恶!”于是，陈师合被贬到岭南荒蛮之地。

房玄龄、杜如晦二人为相之时，适值天下新定，朝中的典章制度都由他们二人讨论裁定。唐太宗每次与房玄龄商议大事时，房玄龄必说：“非如晦莫能筹之!”等杜如晦来到之后，房玄龄所出计谋则得到采用。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房玄龄长于谋略，而杜如晦善于断事，二人取长补短，共同辅政，从而相得益彰。当时人们议论天下良相，必云“房杜”。

3、封建治世的榜样

唐太宗即位时29岁，第二年改元“贞观”，直到他死未用别的年号。唐太宗在位23年，由于他的年号是贞观，历史上将这段时期称为贞观时期。他在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实行了一系列开明政策和利国利民的措施，使唐朝政权得以巩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出现了一个比较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称为“贞观之治”。

以“隋为鉴”是贞观年间唐太宗与近臣们不绝于口的话题。由隋灭亡的教训出发，唐太宗及其大臣们又进一步认识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威力。尤其是唐太宗年轻时在民间生活的时间较长，许多大臣参预或经历了隋末农民大起义，对民间的疾苦有真切的了解，这就使得唐太宗君臣对人民群众与国家的利害关系的认识，有可能达到比较客观认识的程度。如唐太宗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也向唐太宗指出：“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表明，唐太宗君臣对人民群众的作用有相当进步的认识。这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给地主阶级的严重打击所产生的结果。

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帝王典范，另一个重要成就就是他“任人唯贤”。他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谓“治安之本，惟在得人”。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用。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如魏征，原是其兄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前嫌，加以重用。魏征后来官至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

唐太宗认为，所用之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即根据人才的情况来区别任使。太宗要求大臣封德彝举贤，封德彝回答说，未见奇才异能。太宗明确指出：“所有的君王用人，都是立足当时选拔，而不是和以前的朝代相比。并且哪个朝代没有良才，就怕找不到而错过了啊!”唐太宗用人，也不以门第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寒贱”，马周“孤贫”，戴胄出身“门下录事”。太宗用人还不以华“夷”为隔，他任用的将领，如拉史那社尔、执失思力等，都是少数民族。

同时，唐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他指出，君臣应“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魏征任秘书监时，有人告他谋反，太宗相信魏征不会谋反，对于诬告者未经审理，直接以诬告反坐的罪名处以死刑。

唐太宗还具有知人之明，对自己臣下的性格、能力了如指掌，因此他能做到人尽其才。太宗曾经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正是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使得贞观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治国才能的杰出入才。唐太宗靠这批人才尽心竭力的辅佐，使唐王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命人画开国的24位功臣像于凌烟阁，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等都在其列。士庶景仰，成为美谈。

唐太宗是一个善于采纳大家意见、判断是非、择善而从的君主，还能举贤任能，量才适用。只要是有才干的人，不论出身贵贱，不论从前跟随的是何人，都为其所用。他不计个人恩怨和私利，任人唯贤，不避远近亲疏。他手下的文武大臣隋朝的旧臣有李纲、封伦；徐世勋、秦叔宝、程咬金则来自瓦岗军，这就为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提供了组织保证。随后，唐太宗又对中央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造了三省六部制，为唐王朝的宰相制度奠定了基础。为使中央各部门之间相互监督，他特别强调在实践中坚持讨论、封驳、执行相结合的原则，推行“五花判事”制度。与此同时，行政机构也得到精简，贞观初年文武官员总共只有640员。精简了国家机器，效率得到了提高，既节省了财政开支，又减轻了人民负担。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唐太宗的名言。事实也正是如此，他能做到“以人为镜”，虚心听取批评意见，他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不仅能听取反面意见，而且“恐人不谏，导之使谏”，主动鼓励臣下提不同意见。为消除君臣之间的隔阂，减轻对方的畏惧心理，他在和大臣讨论问题时，总是和颜悦色。对于能够坦言直谏的人，还特别赏识，“以师友待之”。大臣李百药提出宫女众多，问题很严重，太宗立即下令释放三千宫女，任其自由嫁人。贞观三年，唐太宗准备将不满18岁的男子也征人军队，魏征坚决反对，他认为，如将全国的中男（18至20岁的男子）都去充军，租调徭役将无人负担。另外，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不能只要数量不要质量。太宗开始很不理解，但想一想魏征言之有理，还是收回了成命。这样的事例在贞观年间，多得数不胜数。许多人犯颜直谏，不仅没事，反而受到奖赏和重用。在当时，不管身份职位高低都敢于针砭时弊。在这种活跃的气氛下，唐太宗避免了许多决策上的失误，加强了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正如太宗自己所说的：皇帝虽是美玉，还须来自良工巧匠——臣下的“琢磨”。

在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而太宗纳谏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以“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而著称的汉高祖。太宗对能直言

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反而还常给予奖励。如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伏伽谏刑赏不当，赏以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征谏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鼓励进谏的作用。

为了集思广益，太宗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化。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人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后来，太宗下诏“宰相人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参与讨论。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值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得以上达。另外，太宗还建立了“五花判事”制度。所谓“五花判事”，就是对于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可以各执所见，各署其名。唐朝制度，经过朝廷议决的政策，交给中书舍人草诏，舍人五员各执所见，各书一诏，署名后交给中书省长官选择。因此出来的诏令，很少出现错误。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典范，可以说，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极大。

唐太宗是封建社会最伟大和最开明的一位帝王，在其不算太长的帝王位置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唐王朝接下来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救时宰相姚崇

姚崇（651—721），本名元崇，字元之。后为避唐玄宗开元年号，改名为崇。天授年间（690），武则天大兴告密之风，重用酷吏，时任司刑丞的姚崇持法公正，保全了不少人的性命，颇有贤名。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复位。但是中宗无能，他的妻子韦后掌握政权，重用武三思，朝纲大乱。景龙四年（710），中宗被其妻女杀害，李隆基和太平公主起兵杀了韦后，拥戴其父相王李旦登基，是为睿宗。过了两年，睿宗把皇位让给儿子李隆基，这就是唐玄宗。

玄宗登基时，唐朝刚刚经过了几十年的动荡，急需一位能干的人物出来主持政务，玄宗就想到了姚崇，于是秘密召姚崇来商量天下大事，并有意要姚崇出任宰相。姚崇并不立即跪拜谢恩，玄宗觉得奇怪，就问：“卿有什么不满意吗?”姚崇跪奏：“臣有十件事情上奏，如果陛下不答应，那么臣就不做这个宰相。”玄宗说：“你说说看。”于是姚崇一口气把武则天以来的政治得失总结成十个方面的经验，一一陈述，这些同样也都是玄宗觉得应该注意的地方，两人政见相投，姚崇当即拜相。

姚崇精于吏道，处事果敢。他为相后以“十事”做为施政的纲领，辅佐玄宗，进行了一系列的政革：引荐贤者，裁汰冗员；抑权贵，黜罢不肖，使官吏各尽其职，改变了过去“宰相十几人，台省要职不可数”的情况，出现了“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的局面。

开元二年（714），玄宗下令从京官中选拔有才识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入朝做官，进行交流，并将此做为一种制度，坚持下去。针对官场腐败、请托之风屡禁不止的情况，姚崇辅佐玄宗整顿吏治。

开元二年，申王李成义（玄宗庶兄）向玄宗请托，要求把他府上的阎楚珪由录事（九品）直接提拔为参军（正七品），玄宗已同意，姚崇坚决反对，上书皇帝，指出量才授官的权力应归属官吏任用部门，反对因亲故之恩就得以升官晋爵，覆前朝冗官泛滥之辙，扰乱国家法纪，玄宗只好收回成命。他公正无私，重视法纪。他有两个儿子在洛阳“通宾客馈遗”，依恃姚崇在恩于分管东都官员任选的吏部尚书知东都选魏知古，“凭旧请托”。魏知古向玄宗密奏此事。一天，玄宗装做不在意地问姚崇：“卿子才性如何？今何官也？”姚崇很坦率地介绍两个儿子的情况，指出他们“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魏知古”，玄宗见他坦诚无私，想斥逐魏知古。姚崇说：“臣子无状，挠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谓陛下私臣。”玄宗遂止。姚崇这种识大体、重人才、不因私害公的精神，很受大家拥护。这两件事对朝野震动很大，请托之风有所收敛。姚崇“屡以奢糜为谏”，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将内宫金银玩器“销毁”，珠玉锦绣“焚于殿前”。

姚崇精于吏道，处事明敏。有次，姚崇因私事向玄宗请了十几天假，从而使应当处理的政务堆积如山，同朝宰相卢怀慎自以为才不及崇，凡事推而不专。姚崇假满复出后，只一会儿，就将未决之事处理完毕。紫微舍人齐浣称姚崇为“救时之相”，称卢怀慎为“伴食之相”。

开元初，黄河南北连年发生蝗灾。蝗虫飞来如云翳日，所落之处苗草罄尽，先朝也曾时遇蝗灾，往往造成赤地千里，横尸遍野的情景，以致物价飞腾，政局动荡。姚崇对此十分关注，力主召郡县及时捕杀。“伴食宰相”卢怀慎认为蝗不可捕，捕则有伤“和气”，恐致灾祸。今日看来，这种迷信实属荒唐可笑，但在当时，这种思想却很普遍而顽固。姚崇据理驳辩，慨然质问卢怀慎：“我真不明白，你那么害怕蝗虫，怎么不怕百姓死于饥饿呢？”卢怀慎无言以对，同意捕杀蝗虫。

开元四年（716），山东地方蝗害严重，汴州刺史倪若水却上书拒捕，还说：“蝗乃天灾，人力怎能捕灭？朝廷只要行德政，灾害自然消止……”姚宗立即写信斥责他：“依你的道理，假若地方长官好，实行德政，飞蝗也就不会入境了；你那里蝗虫为害，那不就是你这长官无德吗？”倪若水被质问得十分尴尬，再也不敢抗命了。仅汴州一地，就捕杀蝗虫十四万石。官府为奖励治蝗，规定：捕蝗一斗，奖粮一斗，捕蝗一石，奖粮一石。蝗灾被有效地制止了，因而尽管连年蝗灾，灾区也未发生大的饥荒。

开元五年（717），因关中收成不好，为转运粮食，唐玄宗计划东巡洛阳。不巧，临行前太庙房屋倒塌，宋璟等朝臣认为不吉利，劝阻玄宗东巡。玄宗召询姚崇，姚崇认为房屋年久失修而倒塌，和出巡是自然巧合，没有什么吉利不吉利的。他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陛下因关中收成不好，为转运粮食才到东都去的，况且东都各部门已做好供应计划，切不可失信于天下，陛下应按原计划出发”，深合玄宗心意。玄宗车驾按期分赴东都。

姚崇为政清明，奖掖后进，具有举贤荐能之美德。长安四年（704），朝廷命姚崇举贤，他立即推荐张柬之为相。他说：“张柬之深厚有谋，能断大事，其人老矣（时年80），惟亟用之。”即日召见，拜同风阁鸾台平章事，进凤阁侍郎。后来，张柬之诛杀张易之兄弟，迎中宗复位，立有殊功。开元四年（716），姚崇因过失和年老，又举荐比他小十六岁的宋璟代其宰相职务。宋璟也是唐朝有名的良相。他为人刚直不阿，敢于犯颜直谏，为相坚持正道，刑当无私，敢于选贤任能，使官吏各尽其职。宋璟得到唐玄崇重用后，继续推行姚崇的政治路线，使唐朝这时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史称“开元盛世”，而这一切，与玄宗重用精明干练的姚崇，宋璟关系很大，故史曰：“姚（崇）、宋（璟）相继为朝，崇善变事务，璟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力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时贤相，前有房（玄龄）、杜（如晦），后有姚、宋，他人莫道焉”。

安史始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