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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大清帝国 历经盛世帝国中衰（第5页）

李鸿章，生于1823年，本名章铜，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1853年，李鸿章回籍力、团练，以对抗捻军和太平军。1858年到江西入曾国藩幕，成为曾国藩的门生，襄办营务。1861年奉命编练淮军，很受曾国藩赏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因表现突出，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1865年任两江总督，调淮军与北方捻军作战，第二年继曾国藩成为钦差大臣，先后镇压了东、西捻军。1870年，又继曾国藩而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外交、军事、经济等大权。以后，他代表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中美《烟台条约》、中法《中法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中俄密约》及与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等。李鸿章虽然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但其学问与曾国藩不能相比，可是在务实精神和办洋务方面，却比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开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后又逐步扩大其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事业，先后设立了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一系列军用和民用工业。他还利用海关税收购买军火和军舰，扩充淮军势力，建立了北洋舰队。李鸿章可谓洋务派中最有实力的中坚人物。

—代名将左宗棠

在多事之秋的晚清，出现了很多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如果从镇压农民起义方面看，他们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但他们无疑又是有贡献于民族的功臣，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举人出身，数举进士不第。初为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后经曾国藩推荐，率湘军5000人赴江西、皖南与太平军作战。1862年任浙江巡抚，因战功迁升闽浙总督，是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之一。后调任陕甘总督，率军镇压回民起义。1875年，他督办新疆军务，率军讨伐阿古柏叛乱，在收复乌鲁木齐及和阗等地、维护中国主权、阻遏俄英势力对新疆的侵略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881年起任军机大臣。左宗棠与道光、咸丰间的经世派人物如贺长龄、陶澍、林则徐等颇有往来，受其经世实学的影响很大，因此，十分注重学术的务实性和致用性。左宗棠对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极为赞同，这使他也成为当时学习西方军事长技的积极倡导者。在闽浙总督任上，力排众议，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并附设船政学堂，到陕甘之后又创立了西安机器局、兰州制造局、兰州织呢局等军用和民用工业。

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省）人。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大学士等职。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时，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起用冯子材，在广西境内击败法国侵略军。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参与所谓的“东南互保”，并镇压两湖地区的反洋教和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事。1907年，出任军机大臣，掌管学部。张之洞是清末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但与李鸿章有矛盾，他的许多思想又与早期改良派比较相近。他曾开办了不少洋务工厂，如汉阳铁工厂、湖北枪炮厂等都是他开设的，还设立了织布、纺纱、缫丝、制麻4局，并筹办过芦汉铁路。1898年，他发表了著名的《劝学篇》，在此文中，张之洞系统总结了当时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思想中的一个流行的共同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可以说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

5．百日维新

公元1894年（岁次甲午），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事，请求清廷出兵援助，日本乘机派大军赴朝。待到事件平定，日本却拒不退兵，并不宣而战，轰沉清朝的运兵船舰，导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清廷因事先全无作战准备，在平壤陆战及黄海海战中连遭惨败，不得已退守本国境内。日本军队乘胜渡过鸭绿江，侵占中国的许多城镇。不久又袭击威海卫，使洋务派长期经营的北洋舰队毁于一旦，于是清廷被逼屈膝求和。公元1895年，清廷派李鸿章到日本马关，中日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根据该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予日本，开放苏州、杭州、沙市、重庆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各通商口岸投资设厂，以及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等。

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举国震惊，它标志着洋务运动救国的彻底失败。在全国上下的群情激愤中，预示着将有一场新的风暴来临。

当时，正在北京举行会试的各省举人集会，由康有为起草上皇帝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签名的举人有一千三百余人，掀起了反对投降的巨大运动。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的主要代表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大力宣传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其倡导和组织下，各地纷纷成立学会，开办学堂，出版报纸。

光绪帝看到了康有为的上书，表示赞赏。康有为又向皇帝上《应诏统筹全局折》（第六次上书），指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建议皇帝大誓群臣，开制度局，许天下人上书。又进呈自己撰写的《日本明治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要求光绪奋发振作，运用君权，排除阻挠，效法日本、俄国，实行改革。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并召见康有为、梁启超等询问变法的步骤和方法；派康在总理衙门上行走，梁办理译书局；后来又任用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康有为和其他人递了许多奏折，提出一系列变法建议。光绪帝根据这些建议，颁布改革的诏令，主要是：发展经济，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改革财政制度，编制国家预算；开放言路，鼓励创办报纸，允许士民上书言事；精简官僚机构，裁汰冗员；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各省广设学堂，提倡西学，翻译书籍；选派出国留学生；改革车制，士兵改练洋操。这种改革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并未根本改革封建专制制度，甚至为了减少变法的阻力，维新派过去宣传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在百日维新期间也并未提出过。就是这种不彻底的改良措施，也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反对。百日维新期间，大部分大臣和督抚把变法上谕束之高阁，拒不执行。维新派和守旧派的冲突愈演愈烈。京师盛传守旧派要发动政变，光绪帝屡遭慈禧太后的训斥，处在朝不保夕的危境中。帝党官僚和维新派并无实力，一筹莫展，寄希望于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光绪帝召见袁，升他为侍郎。谭嗣同夜间访袁，劝他举兵勤王，驱除旧党，支持变法。袁世凯向旧党告密。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自己出面训政，废止新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梁启超。康梁逃往日本。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捕处死。其他维新派和拥护变法的官吏，或被遣戍，或被革职。历时一百零三天的戊戍变法宣告失败。

帝国败亡

清王朝饱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八国联军再侵入北京的一次接一次的失败；《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瑗珲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一次接一次的屈辱，错失了一次又一次变革图强的机会，终于走向了最后的灭亡。

1．义和团运动

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对外国列强侵略的一忍再忍，一退再退，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列强的炮舰威逼下不断地签出，大量的割地赔款使中国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外民族矛盾越发尖锐起来，终于爆发了灭洋兴国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拳最早发源于山东。这时因为甲午战争之后，山东被日本、德国等西方列强瓜分，受压迫最重，民族矛盾也最尖锐。早在江南自立会党筹划举兵保皇之前，义和拳就已在北方一些省份点燃了星星之火。乡民争相习拳，联合起来杀外兵、杀洋教士，焚烧洋教堂，其举动比之江南自立会党的活动要强悍劲猛得多。它犹如一股猛烈的旋风，把在中国土地上的洋人全部卷入到仇恨的坟墓里。

义和团以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慌，他们多次宣布义和团为“邪教”，严加禁止。以袁世凯等人为代表的“主剿派”，多次派兵镇压、围剿。在这种环境下，朱红灯等著名将领带领义和团东挡西杀，毫无畏惧，一方面抵抗清军的不断剿杀，另一方面痛击西方教会势力，去除百姓的重压。他们在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丰台等地拆毁车站及铁路，使西方各国使馆大为惊慌。

由于义和团在起义的过程中，提出的观点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加之指挥有方，秩序井然，从不骚扰当地居民，贫困的百姓非常支持、拥护义和团的斗争。运动发展得异常神速，短短几个月，各地便形成了数以万计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同时义和团“助清灭洋”的口号，又得到了一些爱国官绅、士大夫和清军爱国将士的支持，使这次运动空前高涨。慈禧等人也害怕一味“剿办”会“激成变端”，于是便采取“抚”的办法默认了这个组织的存在，企图利用和收编这支武装力量。义和团在斗争中无形地争得了合法地位，不久迅速在北京、天津附近发展起来。

随着北京附近各县义和团声势浩大的发展，外州县团众三五十人一队队陆续涌入京城。清政府的各个大小衙门、王公住宅多有义和团把守监视，并在各重要路口、内外城门口布岗设哨，满汉各营的士兵，如神机营、武卫后军等军士几乎全部参加了义和团。京城里到处都是义和团的揭帖：“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此时，总理衙门的权势一落千丈，北京政权虽没有被义和团直接控制，但义和团却在北京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

义和团运动使西方列强十分恐慌，列强开始率领侵略军进攻北京，英海军提督西摩尔首先率领侵略军1800余人由天津乘车向北京进攻，但遭沿途义和团英勇截击，狼狈逃回天津。

1900年6月10日，八国联军两万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分批由天津乘五列火车向北京进犯。义和团以破坏铁路相阻截，侵略军只得边修路边推进，津京全线火车原只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结果侵略军用了八十多个小时才到达离北京尚有一半距离的廊坊车站。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8月初，各国侵略军统帅举行会议，商量进攻北京，当时京津铁路已被破坏，侵略者决定沿运河取道通州西进。8月4日，侵略军约二万人从天津出发，美、英、日三国侵略军沿运河西岸，俄、德、法、奥、意五国侵略军沿东岸向北京进犯。

当时，京津之间的清军尚有数万人，但慈禧不想抵抗，开始向侵略者乞降。她一面电催李鸿章北上与列强议和，一面命人通知各国统帅，乞求停战。随着侵略军的推进，清军望风而逃，仅少数部队抵抗，京津沿线的义和团战士则顽强地战斗。侵略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义和团的阻击。

8月5日，八国联军到达离天津仅十公里的北仓。驻北仓的是从天津撤出的马玉昆率领的清武卫右军，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余部把守着运河西岸的韩家墅。侵略军到北仓后，即与马玉昆部遭遇。义和团大队人马数千人立即从附近各地赶来，和清军会合，阻击侵略者。5日凌晨，侵略军向北仓发起攻击，义和团战士和武卫右军在运河两岸挖战壕，顽强抗击，与敌人展开血战。义和团战士还掘开运河，放水阻遏敌人。双方激战时，八国联军见打不下北仓，就转向进攻韩家墅，守卫在那里的清军人数少，韩家墅被日、美、英军队占领，于是敌人渡过运河，从侧翼进攻北仓阵地，义和团和清军遭到敌人夹击，马玉昆的军队在混战中撤退，大批义和团战士壮烈牺牲，北仓失守。北仓阻击战，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途中遭遇到的一次最顽强的抵抗，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官兵英勇作战，歼灭侵略军一千三百余人。

随后，八国联军便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马玉昆等统帅的清兵抵挡不住洋兵的进攻，撤入城内。洋兵驻扎城外，向城内开炮，流弹纷飞，许多房屋被毁，平民死伤无数。1900年8月14日凌晨，慈禧携带光绪等数百人逃出了北京，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随后清军又开始剿杀义和团士兵，在八国联军和清兵的联合剿杀下，义和团运动不久被镇压下去了。最后，清政府同八国联军签订了又一个卖国条约——《辛丑条约》。

2．辛亥革命

没完没了的失败，无穷无尽的屈辱，人们已经厌恶帝制，希望共和；厌恶君主，渴望民主。顺应这历史的潮流，孙中山发动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

公元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计划在广州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在条件尚不具备而事机又有泄漏的情况下，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决心迅速发动起义，冒险一击，时间定于公元1911年4月27日。届时黄兴仅率一百数十人发难，攻入两广总督督署，随后遇到大批清军的攻击。革命党人以寡敌众，许多人战死或被捕牺牲。其遗骨合葬于黄花岗，故这次起义称“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刚刚被镇压，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四省广大人民以及资产阶级、地方绅商，为反对清政府掠夺商民路权，擅自把粤汉、川汉路权拍卖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又掀起了保路风潮。四川保路运动发展尤其迅速，超出了立宪派“文明争路”的范围。成都和全省许多城镇一齐罢市，并提出不纳粮税、不认外债等。清政府决定武力镇压，派端方带兵入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保路的领袖多人，并开枪击毙游行群众数十人。四川各地的同盟会员和哥老会员纷纷组织保路同志军，筹划起义，把合法的保路运动发展为反对清朝的武装斗争。各路同志军从四面八方围攻成都，声势浩大。清政府急忙从湖北调兵入川，湖北形势亦发生动荡。四川保路运动为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武汉地区的文学社、共进会等团体，平日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因而在军队中有深厚的基础，许多士兵和下级军官参加革命组织。

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它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枢纽。当时武汉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群众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为武汉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斡旋下决定联合行动，于9月24日组织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两团体的重要骨干刘其墩、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他们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推举了武装起义后军政府的负责人，草拟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同时和邻近各省进行联系，策动响应。

湖北革命党人原订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10月6日）举行起义，由于准备不妥而延期。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因失慎爆炸，沙俄巡捕闻声赶来，孙武逃匿到医院，而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书信等全被搜去。第二天，设在武昌的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又遭破坏，彭楚藩、刘其墩等被捕，蒋翊武逃脱。湖广总督瑞沿徵下令杀害彭、刘及李洪胜三人，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革命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起义活动已成“群龙无首”的状态。但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群众，没有畏惧退缩，在失去指挥机关的紧急情况下，自行联系，坚决发动了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打死镇压起义的反革命军官，几十人冲往楚望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们闻风响应，一举占领了楚望台。接着，步、炮、重各营和军事学堂学生约五个营兵力，纷纷起义，齐聚楚望台，临时推举原日知会会员、队官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动攻击。革命军士兵们奋不顾身，血战通宵，占领了总督衙门、藩库等重要机关。湖广总督瑞沿澈仓皇逃往停泊在长江的兵船上。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取得起义的胜利，11日晚和12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也先后起义，不久，武汉三镇便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

接着，起义军成立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废除宣统年号。随之，湖南等13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不久，各省代表到南方举行会议，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决议改用公历纪元。由于当年为农历辛亥年，故史称这年的鼎革之变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结束了268年的清朝统治，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以兵兴，亦以兵败的大清帝国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年文明历史年轮中，大清王朝统治华夏大地的时间近三百年。但在这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清代的社会文明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激荡的变革时期。清朝承接了明朝中晚期封建社会的强劲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急剧加强，经济领域出现崭新资本主义的萌芽，到了统治晚期又面临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全面巅峰之后的社会转型，在内忧日益严重，外患与日侵淫的社会环境中清朝迈入了近代化的门槛。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根深叶茂”。清王朝自建立之初就没有建立很深厚的统治基础，它入关之后，就采取了敌对汉民族的政策。清王朝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策就深深的伤害了汉民族感情，使占大多数人口的汉族在它建立之初就已经对满族产生了敌对的情趣。所以满清王朝自建立之初就没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以至于汉人的反抗斗争从它建立时就开始了，像早期的“反清复明”的白莲教，天地会等势力。一直持续到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尽管多年以后，汉人们已经习惯于满人的统治，但是仍然没有忘记斗争，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先生不也是以“驱除靼虏，恢复中华”为斗争的口号吗？满人始终看不起汉人，即使汉人在清廷中为高官，也很难消除满人对汉人的歧视。虽然满人对汉人的政策比起蒙人来进步了不少，但是他们终究不能和汉人熔为一体。

清王朝历经了“康乾盛世”，但是以后却一路走滑坡，以至于最后的灭亡。虽然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列强的入侵，统治者的顽固不化，加上国内的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不断的斗争，确是加速它灭亡的催化剂。清王朝自道光之后，与外列强的战争始终不断，战争使国家势力大减，连年的战争赔款使人民的负担不断的加重，清廷内部的腐败势力也在趁机搜刮民脂民膏，致使人民的反抗情趣不断高涨，使满清失去了人民大众的支持加速了它的灭亡。尽管清王朝处与风雨飘摇之中，但是统治者仍然闭关锁国，不肯接受外国的先进的制度，戊戌变法的失败正是清王朝拒绝先进制度的表现国。虽然后来也引进了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但也是学习外国的表面形式而已，根本无法改变清廷的现实状况。顽固派和保守派各持自己的偏见争执的很激烈却不曾想把中华之体制和西洋之夷技结合起来，当然这是不能被满人所接受的。反对清廷的还有一股很强的势力，那就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是社会潮流的代表，是社会的先进的力量。他们的任务就是消灭封建阶级，所以清廷将不可避免的被他们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