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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元帝国 世界帝国风暴而去（第4页）

阿合马之所以得宠于忽必烈，主要是因为他“善于理财”。也就是说，他懂得如何大肆搜刮，增加朝廷收入，以满足忽必烈在财政上的巨额需求。

首先是赋税，阿合马极力追征逋赋，加重了农民负担。征宋战事不断，农民艰困，一些地方减免赋额，阿合马认为这会使国用不足，坚持按旧额征收；此外，盐、茶、酒、醋的税额也不断增加。因此，在劝衣政策下恢复了的农业生产，没有给农民带来许多好处，而是经过阿合马之手充实了元朝的国库。其次是官办矿冶，其中铁冶的规模最大，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也最密切。但是阿合马实行官办铁冶，铸造农器官卖；价高路远，很不方便，甚至耽误耕作。再次是钞法，阿合马通过大量发行无本的纸钞来收进社会上的财富。于是，“钞轻物重”，纸钞贬值，物价踊贵。1276年江南平定前后，阿合马又力促忽必烈在江南以中统钞更换南宋的交会，并实行盐与药材的官卖。

阿合马感到遵循汉法建立起来的国家机构有碍于自己“理财”，便千方百计地去控制、变更或削弱这些机构。至元三年（1266）增立制国用使司，他兼领使职。至元五年（1268）御史台新立，他害十白它的监察职能，屡屡奏请撤销，未能得逞，又百般钳制它发挥作用。这时，木华黎的后裔安童为相，站在汉法派一边，对他有很大妨碍。至元六年（1269），他奏请升安童为太师，企图架空安童，但未得逞。第二年，他又奏立尚书省，以排挤和取代中书省的权力，他任尚书省平章政事。

从此，他人肆另》斥汉法派官员，而把自己的心腹安插到重要岗位。安童进行干预，他公然说：“大小事情都交给我办了，用什么人，应由我来挑选。”至元九年（1272），两省合并，表面上是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实际上是阿合马以尚书省的班底去控制中书省。“一门悉处要津”，他的子侄都担任重要官职。譬如，至元十年（1273）时，他的儿子忽辛是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江南平定后，他的另一个儿子抹速忽出任杭州达鲁花赤。他又广为收罗党羽，不少商贾向他行贿而取得官职。他广占美女，甚至献美女的人也可以得到高位。从忽辛开始，他的部属往往利用职权经商，而且侵盗国库大量财物。渐渐地，阿合马家族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宝。

对于阿合马的罪行，忽必烈也有所觉察。但对宋战争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如果没有人出面替他搜刮是不行的，所以他舍不得罢免阿合马。他曾对人说：“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三者兼备，才能做宰相。回回人中只有阿合马够资格。”

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忽必烈按惯例离开大都去上都，真金随同，阿合马、张易（中书平章政事兼枢密副使）等留守大都。益都千户王著看到人心愤怨，密铸一大铜锤，立誓以锤击毙阿合马。三月十七日夜，王著与高和尚合谋，联络80余人，假称皇太子还京做佛事，进人大都。守宫官员忙兀台、张九思等察觉有异，集合卫士进行防备。但张易听从王著矫传的皇太子令旨，发兵来到东宫。王著等到达东宫南门，呼唤阿合马出来迎接。阿合马刚一出门，王著当即把他抓住，用藏在袖中的铜锤砸碎了他的脑袋。又把阿合马同党郝祯叫出来杀了，把张易囚禁了。这时，张九思赶到，指挥宿卫出击，乱箭齐发，起事者溃散。王著挺身而出，泰然就缚。接着，高和尚也被捕。忽必烈闻报震怒，立即派枢密副使孛罗、司徒和礼霍孙等急赴大都镇压。二十一日，王著、高和尚、张易都被处死。王著临刑时，“气不少挫而视死如归”，他大声说：“我王著为天下除害，今天要死了，将来必定会有人记述我的事迹。”他死时年仅29岁。

事后，忽必烈从孛罗处得知阿合马的许多奸恶，以及侵吞了大量财宝，于是下令将阿合马戮尸，让狗吃他的肉。阿合马的子侄全部处死，他们的家产全部没收，同党也多被罢黜。

《蒙兀儿史记》的作者屠寄认为，“忽必烈汗外勤远略，内兴土木，国力不给，不得已而用兴利之臣”。所以，阿合马才可能“逞其贪残”，为国理财，也为国积怨。不是忽必烈无用人之明，但国家开支日广，也只得谋利计功。问题在于“阿合马之徒取之非其术，而忽必烈用之亦非其途”。可谓一针见血!

5．脱脱更化

《至正直记》卷一《脱脱还桃》篇，记载了脱脱小时候的故事。

脱脱小时候，他的父亲马札儿台做个小官，没有家产，只能租赁人家的房屋住。院子里有一株桃树，还没有结实，过了几个月，桃子熟了。马札儿台从外边回来却发现桃子都不见了，就把小脱脱叫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小脱脱说：“我把它们都采下来放在一个篮子里。”“你为什么不吃呢?”马札儿台问他。小脱脱说：“当时我们租赁房屋时，又没有说租赁这株桃树，这些桃子应当还给主人家。所以，我不能吃。”马札儿台很高兴，觉得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果然，脱脱后来位进太师。

这个故事意在说明脱脱的诚实。历史上的脱脱也确为一代名臣。

脱脱生长于伯父伯颜的家里，幼年从浙江名儒吴直方读书。15岁的时候，脱脱做泰定帝皇太子阿刺吉八的侍卫官，后来又担任了亲军都指挥使。1338年，他当上了御史台（最高的监察机构）的御史大大。骄横的伯颜没有想到他的侄子脱脱会有一天“大义灭亲”将自己赶下台。

伯颜在朝中几近独秉国政，所以，伯颜与顺帝的矛盾日益尖锐。伯颜还派侄子脱脱出入内廷，监视顺帝。多年来，顺帝在伯颜威势面前敢怒不敢言，自己随时有被伯颜废掉的危险（这伯颜确有废妥欢贴睦尔而立文宗的儿子蒸帖古思的想法）。脱脱与他的老师吴直方商议后，决定向顺帝进言他的“大义灭亲”的计划，顺帝欢喜万分。

至元六年（1340）年初，伯颜亲自率领兵卫，邀请顺帝外出打猎。顺帝进退两难，脱脱要顺帝让皇太子代行。这皇太子就是文宗的儿子蒸帖古思，伯颜想趁此机会，挟持皇太子，号召天下兵马，拥皇太子即位。谁知他刚走出京城，脱脱就把京城里伯颜的亲信全部抓了起来，连夜派人把皇太子接回京城，用顺帝的名义下诏书，宣布伯颜的罪状，降他为河南行省的长官。当伯颜接到诏书赶回京城来责问的时候，京城城门紧闭，脱脱在城楼上把他奚落了一番。伯颜狼狈南下，途中又接到命令，改为发配到南思州阳春县（今属于广东省），走到江西，病死。

伯颜被逐后，马札儿台做了中书右丞相。但只有半年，他就在通州办旅社、开酒馆、置槽房，每天的利润可进万石；又指使人贩卖私盐，牟取暴利。脱脱对他父亲的作法，深以为忧。他对参政佛喜问说：“您是我父亲的朋友，对您的话他言听计从。您应当劝说我父亲，使他解职家居。不然，别人会议论他‘逐其兄而攘其位’，人言可畏啊!”佛喜问找了个合适的时机，把这话告诉了马札儿台。马札儿台只好辞官家居。

至正元年（1341），脱脱任中书右丞相，一反伯颜旧政，史称“脱脱更化”。

脱脱的改革的主要措施有：第一，恢复伯颜废黜的科举制。科举制起于隋唐，但元朝建立后直到仁宗的时候才实行科举制度。伯颜掌权以后，为防止汉人做官，下令废止科举。脱脱再次恢复科举制；第二，置宣文阁，恢复太庙四时祭；第三，平反昭雪一批冤狱；第四，开马禁、为农民减负，放宽政策。脱脱上台以后，下令免除百姓拖欠的各种税收，放宽了对汉人、南人的政策。此前民间禁止养马，脱脱上台废除了这一禁令。第五，主持编写宋、辽、金三史。中国历来有修前朝历史的传统。元朝建立以后，宋朝，辽朝，金朝三个朝代的历史，一直没有正式编写过。至正三年（1343）三月，元顺帝诏修辽、金、宋三史，脱脱担任总裁官。脱脱组织了汉族史学家欧阳玄、揭侯斯等人，畏兀儿族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党项人余阙，蒙古人泰不花等人一起参加修史，开创了各族史家合作修史的先例。后来，这三部史书被列人中国正史《二十四史》，而二十四史中，只有《宋史》、《辽史》、《金史》三部是少数民族宰相当主编的，也只有这三史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历史学家共同完成的。

脱脱在四年多时间的改革中，使元朝末年的昏暗政治一度转为清明，取得了不少成绩。至正四年（1344），脱脱因病辞位。五年后，即至正九年，脱脱再被起用。此时，灾荒频仍，国库吃紧。为解救危机，脱脱更改钞法，印行至正交钞，并整治河患。至正十二年（1352），率兵击败徐州红巾军。至正十四年（1354），他被朝中政敌弹劾，流放云南。至正十五年（1355）被人毒害。

脱脱是元朝后期有作为的政治家。脱脱一死，元朝再无起色，直至灭亡。

强元败亡

蒙古统治由盛转衰，前人留给他的是一个破烂的摊子，元顺帝虽废除旧政，改革弊政，但其虎头蛇尾，最终图治之心消失殆尽。元朝，这个强盛的、征服过几乎整个亚欧大陆的超级王国也走上了一条衰亡的不归路，

1．黄河挑动天下反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哀哉可怜!这是《辍耕录》所载的《醉太平小令》。这支小令揭露了元朝后期黑暗统治“人吃人”的本质和“黎民怨”的社会状况，指出“开河变钞”是红巾起义的导火线。

至正四年（1344），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在两个月内，就有白第堤和金堤两处决口。河南、山东、安徽、江苏许多沿河地区遭受水灾，元朝政府的漕运和盐场，受到严重影响。直到至正十一年（1351），元顺帝才命贾鲁为兵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发河南北诸路军民十五万人和庐州等地戍军两万人到河上服役。民夫被征发，影响了农户生计，而两万军人，又在治河工地上监工，任意殴打民夫。民夫的伙食和工资又遭到治河官吏的克扣，致使民夫怨声载道。开河，为发动起义提供了群众基础。

元顺帝即位，本来就空虚的国库，再加上他的挥霍浪费，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吏部尚书懊哲笃等人建议用更钞法来摆脱财政困难。这一建议得到了右丞相脱脱的支持。其具体办法是：发行“至正交钞”的纸币。使它和原来世祖忽必烈发行的“至元宝钞”并用。但新钞一贯相当於“至元宝钞”的两贯，加之当时掌管印造发行钞币的宝泉提举司滥印滥发，实际上是用“钞买钞”。新钞所用纸张质量很低，用不久就模糊破烂，人们连兑换都来不及。再就是铸造“至元通宝”铜钱，也与历代旧币通行。在钱钞通用的情况下，人们当然不愿使用没有实际价值的纸币而愿用铜钱。脱脱曾令，凡不使用钞的人，要给予处罚，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后来人们以物易物，对政府发行的钱币干脆丢开。

当时在河南、江淮一带盛行白莲教。

白莲教是佛教净土宗的一个流派，得名于东晋庐山慧远的白莲社。南宋初，昆山人茅子元首创此教。因教义浅显，修行简便，宣称只要口念阿弥陀佛，死后即可到西方的极乐世界，所以教徒发展很迅速。元末起义，南方北方的红巾军都利用白莲教组织群众。“白莲教”主要在江淮一代传播，信徒很多，主要的传教者，淮东有韩山童，淮西有彭和尚。

韩山童及其信徒刘福通、杜遵道等人筹划起义，他们首先散播流言，说明王即将出世，然后刻了一个石头人，只凿了一只眼睛，背上还刻字说：“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悄悄埋在黄河河道中。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河工们在疏通河道时，果然挖出了此物，一时间人心惶惶，“白莲教”的信徒们纷纷前去寻找韩山童问计。

韩山童等人看时机已经成熟，就聚集了3000余人在白鹿庄聚义，杀黑牛白马，祭告上天。韩山童自称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而刘福通则冒充宋大将刘光世的后裔，众人共推韩山童为“明王”，约定头扎红巾为号，待时起义。

由于泄露了消息，元朝派兵镇压，韩山童被捕身亡。刘福通、杜遵道冲出重围，正式掀起反元的红旗，攻占颍州（今安徽阜阳）。他们发布文告，指出当时社会极端不公，他们要“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不久后，彭和尚也在淮西煽动徐寿辉、陈友谅等起义，各地白莲教徒纷纷响应。起义军头裹红巾，因名“红巾军”，义军转战南北，极大地打击了元朝的腐朽统治。

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刘福通改变了策略，采用稳扎稳打，击败了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的袭剿。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刘福通把在砀山（今安徽省砀山县）避难的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接到亳州（今属安徽），正式建立了政权，因为他们号召要恢复宋朝，所以政权的名字叫宋，年号龙凤，韩林儿被拥立为皇帝，又叫“小明王”。

刘福通为扩大战果、分散元军对大宋政权的压力，遣军三路北伐，企图形成对大都的战略包围。但三路大军配合失当，北伐失败。至正十八年（1358），刘福通攻克汴梁。汴梁为北宋故都，以复宋为号召的刘福通迁韩林儿至此，成为北方红巾军的鼎盛时期。后经元军的合力围攻，汴梁陷落。刘福通挟韩林儿退守安丰。至二十二年（1363），投降元朝的张士诚，命其将吕珍围攻安丰，使得刘福通处境十分窘迫。城中缺粮，已至“人相食”的地步，有的尸体埋在地下很长时间后还被人扒出来吃掉。有的用井泥团成丸子，用人油炸着吃。小明王无奈，只好向暂时还承认他的朱元璋求救。朱元璋亲率大军至安丰解围，救出小明王和刘福通后，将他们安置在滁州。

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遣廖永忠迎归小明王和刘福通至应天。行至瓜步，廖永忠将其二人沉人江中。宋政权由此灭亡。

元末义军遍布，除韩林儿的宋政权外，改元建国者还有方国珍、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明玉珍等人或这些人的政权继承者，最后都被朱元璋逐一击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