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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聚焦中国富二代1（第2页）

王牧笛：刚才教授问培训什么，这个培训班有导师带，有党校培训，还包括到国企去挂职锻炼。

闫肖锋：提前跟国企勾兑关系嘛。

郎咸平：对，很有这个必要，因为现在已经是“国进民退”的时代了，早点拉关系还是有必要的。

闫肖锋：因为这个“富二代”，从他的成长经历上来看，他基本上是独生子女一代嘛，他跟人打交道这方面的能力比较缺乏。

王牧笛：有些“富二代”是很早就被送到国外镀了金回来的，在国外他也是在封闭的环境，他不太了解国外的洋规则，国内的潜规则他也不太了解。

闫肖锋：现在要“回炉”。

郎咸平：而且你不可能说把从国外学回来的那套东西来中国玩。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很多人到国外去念MBA。然后就有人问我该不该去念，我说你可以念，念是没有关系，但是我告诉你，到国外念MBA回来的，在中国普遍来说混得不是太好，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在那边学的东西跟中国是毫无关系的，完全不搭界的东西，而且回来之后又是眼高手低。

王牧笛：不能否认江苏省做这个事情的初衷是好的，他着急啊。你看江苏民营企业产值占到了全省GDP的51。3%，所以民企接班人这个问题，对江苏的经济构成来讲太重要了，所以他着急要把“富二代”迅速打造成企业少帅。

闫肖锋：实际上刚才提到的这些现象背后有一个引题，这个引题我概括叫“富不过二代”。原来是“富不过三代”，现在大家都担心的就是“富不过二代”，因为有很多这种迹象，包括刚刚说到出国留学，很多“富二代”出国之后，早上起床还要他老爸老妈在这边打越洋电话叫。有人说这是“草莓一代”，就是表面看起来很国际化、很风光，英语也通，互联网技术也很了得，但是呢，经不起挫折，一碰就容易破。

郎咸平：“富二代”的爸爸妈妈们——“富一代”，他们的成功就是在相对闭塞的一个环境下取得的。我们改革开放30年孕育出的“富一代”，这些人成功的环境比较单纯，而且中国这30年的经济发展几乎没有碰到什么萧条，都是直线上升的，所以这样子培养出来的企业家也不是成熟的企业家。那这批人就把这么大的财富交给第二代，我很难想象他们能够撑得下去，所以你刚才讲的“富不过二代”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今天的环境太复杂了，复杂到不但是我们“富二代”不知道，甚至我们的政府都不知道，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过去谈到水价，谈到铁矿石价格的问题。很明显的我们整个国家对国际游戏规则是不理解的，你也不能期待这一批人去美国念个MBA回来就会懂游戏规则，那是缘木求鱼。

王牧笛：所以说不光要教育“富二代”，更要教育整个社会。

郎咸平：没错，其实最应该培训的是社会大众，为什么？请你想一想权力跟财富挂钩，在别的国家有没有呢？有的。我举个例子，瑞典现在是个非常清廉、非常高效、非常民主的国家，反正各种好事都有它的份儿。但是19世纪不是这样子的，它也是很腐败的，也是权力跟财富挂钩。那么瑞典通过什么办法来改变这种腐败的现象呢？全民教育，一代一代的教育，灌输一些正确的伦理、正常的规范，一两代人、两三代人之后，你发现瑞典现在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国家了。

王牧笛：教授看到背后的一个深层的东西就是权力跟财富的关联，这个命题贯穿了百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回答这个问题。

郎咸平：对，30年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我们一直在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欧洲、美国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纨绔子弟不该是焦点

“富二代”是不是纨绔子弟，能不能够传承财富的问题，其实都是表面现象，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权力和财富的结合会不会对我们的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闫肖锋：人实际上就追求这三样东西：一个财富，一个权力，再加一个声望。20世纪80年代私营企业家或者是个体户，他的声望是跟他的财富正好倒置的，他的财富在社会各阶层里面是比较高的，但是他的社会声望是非常低的。我发现现在这个趋向一致了，他不但是有社会声望，有话语权，而且很多媒体愿意让这些“富一代”和“富二代”出来说话，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王牧笛：而且你看在大众和媒体眼中“富二代”是一群什么人——是一群优秀的负面新闻提供商，他们提供的负面新闻是质好量多啊。

闫肖锋：他们是替他们的父辈挡了箭，我觉得“富二代”现在变成了仇富情绪的一个替代品，一个牺牲品。他们自己实际上并不想承担这个角色。

王牧笛：而且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说欧洲三代培养一个贵族，而中国到了第二代就出一个败家子。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郎咸平：我们现在把注意力都放在第二代是不是纨绔子弟，能不能够传承财富的问题上了，其实这是表面现象。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种权力和财富的结合，会不会对我们这个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其实权力与财富勾结的问题在别的国家已经发生过很多很多，上百年了。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还只是停留在表面阶段——“富二代”多坏多坏，其实这都是表面现象。

闫肖锋：“富一代”就是原罪、原罪、原罪。

郎咸平：“富二代”就是撞人、撞人、撞人。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对于未来的财富和权力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合，我们事先要想办法来防范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个财富与权力结合的问题，在欧洲19世纪就出现过。当时工业非常发达，所以孕育出一大批资本家。这些资本家透过选举，把自己的亲信送入议会，开始掌控权力。他们为了个人的私利。拟定出非常奇怪的法案，包括《最高工资法》，给劳工的薪水不能超过多少钱，我们现在都是《最低工资法》，你看他这种事都干。甚至控制了大英帝国四处征战，将自己的老百姓送上战场，到最后获得的利益基本上归了这些资本家。这就是资本和权力结合的恐怖之处，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1867年《资本论》发表之后，震撼了全世界，所以英国跟美国这些国家就开始思考了，如果这种问题不能够解决，那么下一步说不定就是像马克思所讲的结局。到了1875～1890年，美国跟英国相继推出了一些法案来解决这个权力跟财富之间的矛盾。比如说1890年美国推出了《反垄断法》，他们就是把注意力放在节制资本，就是节制资本家，简单地讲就是让资本家光荣地退出，公司变成大众持股，藏富于民。1875年英国还通过《衡平法》让司法权回到老百姓手中。

王牧笛：就是英美法系的那个陪审团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