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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的快速推进引起了湘军内部的一些争议,连他的兄长曾国藩也对此表示担忧,多次提醒他要谨慎行事,避免过于冒进。然而,曾国荃坚持认为直接攻击敌人的核心地带是更有效的策略,即使面临风险也是值得尝试的。为了支持弟弟的军事行动,曾国藩一方面调集其他部队协助打援,另一方面还增加了曾国荃手下的兵力,使其军队规模逐渐扩大到五万人左右。
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尽管曾国荃被正式任命为浙江巡抚,但他依然留在前线继续围攻天京。同年夏季,湘军成功攻占了九袱洲,切断了天京与下游地区的联系及粮食供应线,使得这座城市陷入了更加孤立无援的状态。在此期间,曾国荃采取了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式,试图加速太平天国政权的崩溃。不过,与此同时,他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包括军队中爆发的瘟疫以及严重的粮饷短缺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一系列内部冲突,甚至出现了士兵抢掠的行为。面对这些困境,曾国荃感到非常焦虑,但仍坚持不懈地推动着战事向前发展。
随着局势的发展,太平天国明显处于劣势,天京已成为一座孤城,难以扭转败局。曾国荃极力排斥其他军队介入,先后拒绝了李鸿章部和白齐文领导的“常胜军”的支援,决心独自完成攻城任务。最终,在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和五月,曾国荃指挥下的湘军相继占领了钟山上的“天堡城”和“地堡城”,占据了有利地形。随后,他们在龙脖子山上布置了大量的火炮,日夜不停地轰击城内目标。同时,还在城墙下挖掘地道,准备使用炸药进行爆破。
经过精心准备,六月十六日(7月19日)中午时分,随着一声巨响,太平门附近的城墙被炸开一个二十多丈宽的大缺口,湘军随即冲入城内,标志着天京的陷落。在占领城市后,曾国荃并没有立即控制住局面,反而允许手下士兵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活动,大量财富被私吞,许多重要人物如洪仁达、李秀成等也被俘虏。据记载,这场洗劫持续了数日之久,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人员伤亡。
尽管曾国荃在这次战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一等威毅伯并赏赐双眼花翎,但他并未因此得到朝廷的完全信任和支持。相反,由于他在处理战后事宜上的一些不当行为,特别是关于太平天国财宝去向的问题,遭到了官绅阶层乃至清廷本身的质疑。此外,他还因为谎报洪秀全之子已死而引发争议,实际上正是由于他的疏忽才让对方得以逃脱。鉴于此,曾国藩出于保护弟弟的目的,建议他暂时退隐养病,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
对于被迫离开权力中心的结果,曾国荃内心充满了不满和愤怒,并在公开场合表达了这种情绪,给曾国藩带来了不小的尴尬。为了安抚弟弟的心情,曾国藩不仅安排了能言善辩的赵烈文前去劝慰,还在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之际亲自撰写十二首七绝诗为其庆祝,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缓解他的负面情绪。
六、屡退复起
曾国荃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由于其“功高多谤”,即因功勋卓着而招致了许多非议,特别是关于他在天京陷落后处理财宝问题上的争议。因此,他选择以健康为由请求开缺回籍,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然而,他的政治生涯并未就此结束。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朝廷再次启用曾国荃担任山西巡抚,但他推辞未就。到了次年的正月,他又被调任湖北巡抚,并于三月抵达武昌开始履职。
在湖北期间,曾国荃的任务是协助镇压捻军的活动。捻军是由北方农民组成的反清武装力量,与太平天国运动有着一定的联系。尽管曾国荃组织了所谓的“新湘军”来对付捻军,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多次战斗中败多胜少。特别是在同治六年(1867年)春,彭毓橘所率领的部队在蕲水遭遇惨败,导致“新湘军”几乎全军覆没。这次失败后,曾国荃再次以身体不适为理由退职,随后几年里鲜有公开活动。
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曾国荃才重新受到朝廷重视,奉旨进京觐见。恰逢此时,同治帝驾崩,光绪帝即位。在新的朝局下,曾国荃得到了重新起用的机会。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十五日,在召见奏对后,他被任命为陕西巡抚,不久后又改任河东河道总督,负责治理黄河泛滥的问题。在他的努力下,黄河流域的水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九日,曾国荃接替因病辞职的鲍源深出任山西巡抚。尽管他起初也因健康原因请求辞去职务,但在次年还是正式上任。这一时期正值华北地区遭受严重旱灾,史称“丁戌奇荒”。面对这场波及数省的大饥荒,曾国荃积极组织赈济工作。除了利用中央政府提供的资源外,他还向其他省份借贷,并号召社会各界捐款支援救灾。通过这些措施,共筹集到一千三百万两白银和二百多万石粮食,挽救了大约六百万人的生命。灾后,他还采取了一系列减轻民众负担的政策,如减少徭役、节省开支等,使得山西成为当时各省赈灾工作的典范。民众对他感激不尽,甚至为他立生祠以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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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方面,曾国荃也有一定的贡献。例如,在光绪四年(1878年),他提议严格禁止山西境内种植罂粟,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即将相关土地充公。此外,在中俄关于新疆问题的谈判过程中,他还秘密上书提出了加强边防的战略建议,显示出他对国家安全的关注。
光绪六年(1880年),由于旧疾复发,曾国荃再次请辞并获得批准休养。不过,很快他就又被召回京城,并在同年六月被派往山海关督办防务,应对日益紧张的中俄关系。尽管身体状况不佳,曾国荃依然尽职尽责地完成了任务,并受到了朝廷的高度赞扬。
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一日,曾国荃被补授陕甘总督兼兵部尚书衔,但由于健康问题未能立即赴任。此后不久,他又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当时正值中法之间因越南问题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身处前线的曾国荃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态度,主张避免直接冲突,保持和平状态。他认为广东军队不应主动出击,而是要隐秘地展示军事准备的姿态。
光绪九年(1883年)七月,曾国荃卸任两广总督,并前往北京觐见。慈禧太后特别询问了有关法国和越南局势的情况。同年十一月十九日,他获得了“紫禁城内骑马”的特殊待遇,显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
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曾国荃先是署理礼部尚书,随后不久便被调任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同年夏天,随着中法战争爆发,他被任命为全权大臣,前往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进行谈判。然而,在谈判过程中,曾国荃的表现被认为不够强硬且缺乏技巧,他自己也承认不擅长这种外交交涉。最终,在李鸿章的建议下,他擅自答应给予法国五十万两白银作为“抚恤金”,但这个数额远远低于法国方面的期望,被视为“笑柄”。此事不仅没有解决争端,反而让曾国荃受到了朝廷的严厉批评,整个谈判以失败告终。
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国军队开始侵扰中国沿海地区,朝廷内部对于是和是战争论不休。在这个关键时刻,曾国荃被委以重任,负责整治长江及海上防务。面对复杂的局势,他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利用上海作为国际商贸中心的地位,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来缓和紧张局势,避免直接与法军发生冲突。同时,他也加强了军事部署,确保一旦战争爆发能够迅速应对。
在这一时期,朝廷派遣文臣前往沿海各省协助处理军务,这导致了一些省份的地方官员难以完全掌控兵权。对此,曾国荃向朝廷进言,强调权力不能分散,必须集中指挥才能有效应对危机。由于他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朝廷对他格外倚重,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随后,朝廷命令曾国荃派遣兵舰支援台湾,以抵御可能的法军入侵。虽然曾国荃承诺派出五艘兵舰,但实际上只派出了三艘。这种做法引起了朝廷的不满,最终他因此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然而,即使如此,派出的兵舰也未能抵达台湾,其中两艘甚至返回到了浙江海域,并参与了镇海战役,取得了显着战功。随着中法两国迅速达成和平协议,这场短暂而激烈的战争终于告一段落。
光绪十一年(1885年),朝廷进行了京察(即对官员进行考核),鉴于曾国荃过去的功勋,仅对其进行了轻微的处分——开复处分,这意味着他的职务得以恢复,但之前的处罚记录仍然存在。此后,曾国荃继续担任要职,并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成功平定了合肥西乡刘文弼领导的一次起义,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
到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后宣布归政于光绪帝,为了表彰曾国荃多年的贡献,特授予他太子太保的头衔。这个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也是对其家族忠诚服务的一种肯定。
在治理两江地区的六年时间里,曾国荃展现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据《清史稿》记载,他善于把握大局,不过分纠结于琐碎事务,使得该地区军民关系和谐稳定。在他的领导下,两江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得到了有效的维护和发展。这种治绩不仅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也为他在朝中的地位增添了更多的稳固性。
结语
综上所述,曾国荃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官,在巩固清朝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他也因为自身的一些不当行为而备受批评。无论如何,曾国荃的故事提醒我们,在评价历史上的人物时,应当全面考虑其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努力做到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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