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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宫侍储
刘瑾,一个原本籍籍无名的陕西兴平少年,却在明朝中叶的政治舞台上书写了一段既辉煌又悲凉的历史。他的故事,始于一场命运的转折——六岁被太监刘顺收养,从此踏入了紫禁城的高墙深院,开始了宦海浮沉的一生。在这个时代,宦官势力如同暗流涌动,而刘瑾凭借机敏与狡黠,逐渐崭露头角。
到了弘治年间,尽管一度因罪被查,但命运似乎特别眷顾这位后来被称为“立皇帝”的人。赦免后的刘瑾,获得了侍奉太子朱厚照的机会,这成为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随着弘治十八年(1505年)朱厚照即位为武宗,刘瑾的命运也随之水涨船高。他与另外七名受宠太监并称为“八虎”,而他更是居于首位,操控着皇宫内的诸多娱乐活动,深得武宗欢心。这种宠爱不仅让他掌握了钟鼓司,更在不久之后,跃升为内官监掌印太监,权柄日盛。
二、初获权力
在正德元年(1506年)初,刘瑾的权力之路迎来了关键的飞跃。他不仅被委以重任,执掌象征军事力量的“五千营”(应为误记,实为“三千营”),更在明武宗朱厚照的心中占据了无可替代的地位。此时的刘瑾,已成为“八虎”之首,这个由八名深受武宗喜爱的宦官组成的团体,包括张永、谷大用、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他们围绕在年轻的皇帝周围,用尽手段博取欢心,而刘瑾以其过人的智谋和对历史人物王振的效仿,尤为突出。
刘瑾深知,要巩固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必须紧紧抓住皇帝的心。因此,他每天变着花样进献珍禽异兽、歌舞表演、摔跤等娱乐项目,甚至诱导武宗私下出宫,体验民间乐趣,这种种行径虽让武宗感到新奇快意,却也逐渐侵蚀了皇帝的品性和治国之心。孝宗皇帝去世前留下的遗诏中,明确要求减少宦官干政,尤其是撤回监守城门的宦官,但这一切在刘瑾的阻挠下未能实施,反而,他利用武宗的权威,让在外监军的宦官缴纳巨额“承包费”,开启了朝廷大肆敛财的先例,进一步破坏了国家财政秩序。
与此同时,刘瑾在京城周边大肆扩张“皇庄”,数目竟高达三百多所,这一行为严重侵犯了百姓的土地权益,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增。这些皇庄名义上属于皇家,实则成为了刘瑾等人中饱私囊的工具,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三、屡遭弹劾
正德元年(1506年),随着刘瑾及其“八虎”集团的胡作非为日益严重,他们不仅引诱明武宗沉迷游乐,荒废朝政,更在朝野内外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和忧虑。朝中以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为核心的大臣群体,以及尚书张升等众多官员,纷纷上书劝谏,希望武宗能迷途知返,严惩“八虎”,恢复朝纲。然而,面对这些忠诚的劝诫,武宗似乎被刘瑾等人牢牢蒙蔽,始终未予采纳。
同年十月,形势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五官监候杨源利用天文星象的异常,上疏指出这是天象示警,暗示朝政不正。这次,武宗罕见地有所触动。趁此机会,刘健、谢迁等人再次强烈进言,要求严惩刘瑾,户部尚书韩文亦带领群臣响应,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武宗在压力之下,初步妥协,派遣司礼监太监陈宽、李荣、王岳前往内阁,提议将刘瑾贬谪至南京,试图以此平息风波。
然而,内阁与诸多朝臣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坚持认为,刘瑾等人罪大恶极,简单的贬谪不足以平民愤,更无法根治朝政之弊。尚书许进担忧过于激烈的行动可能引发宫廷变故,但刘健等人立场坚定,誓要清除“八虎”。此时,王岳作为司礼监中的一股清流,与范亨、徐智等宦官对“八虎”深恶痛绝,他们将朝臣的主张如实禀报给武宗,并强调这是正本清源之举,得到了部分朝臣的响应,计划集体面圣请愿。
刘瑾得知这一紧急情势后,恐惧之余,采取了极端的自救策略。他带领马永成等亲信宦官,深夜向武宗哭诉求情,巧妙地将自己塑造为受害者,声称王岳等人意图限制皇帝的自由,而所谓的“玩乐”不过是生活小节,无关国家大政。刘瑾的花言巧语和情感攻势,成功打动了武宗,后者勃然大怒,立即决定逆转局势,不仅没有惩罚刘瑾,反而将刘健等人的支持者王岳、范亨、徐智等人视为敌人,下令将他们贬谪南京,并派遣杀手在路上截杀了王岳与范亨,徐智虽得以幸存,但也遭受了残酷的肢体伤害。
四、欺下瞒上
刘瑾在取得武宗的绝对信任后,其权势如日中天,他开始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欺压臣僚,操纵朝政。首先,他借故打击了反对他的核心人物,如将户部尚书韩文革职,对敢于上疏请求保留刘健、谢迁等正直大臣的给事中吕翀、刘郤等六人施以杖刑,同时,还杖责了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以此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连远在南京的官员,如武靖伯赵承庆、府尹陆珩、尚书林瀚等,只要与反对他的奏疏有关联,皆难逃惩罚,或是被逼辞职,或是削减俸禄。更有甚者,南京的几位官员,如副都御史陈春、御史陈琳、王良臣,以及主事王守仁,因救助戴铣等人而遭到贬职或杖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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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的暴虐不仅仅体现在对官员的个人打击上,他更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监视网,派遣校尉到全国各地秘密侦查,任何微小的不满或异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禁止官员之间相互救援,使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不敢发声。同时,刘瑾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提拔亲信至边疆重镇,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论功行赏时,他滥用职权,随意提升官校,甚至假借皇帝之名,赐予数百人锦衣官职,无视制度,妄自尊大。
此外,刘瑾还通过篡改文化成果来栽赃陷害。在《通鉴纂要》完成后,他无端指责翰林编修官工作不力,导致众人受罚。而对那些依附于他的文华殿书办官张骏等人,则给予越级提拔,即便是装潢工匠这样的底层人员也被破格授官,这种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朝政的混乱。
刘瑾还发明了一种残酷的惩罚方式——特制的重枷,以此来折磨那些稍有微词的官员,如给事中吉时、御史王时中等,许多人被折磨至濒死才被解下枷锁,有的甚至直接死于枷锁之下。锦衣卫监狱因关押过多的囚犯而拥挤不堪,任何试图对囚犯表示同情的官员,如锦衣卫佥事牟斌,也遭到严厉的惩罚。刘瑾的残暴还体现在他对进谏者的无情打压,如府丞周玺、五官监候杨源皆因直言进谏而被杖毙。
在处理朝政事务时,刘瑾更是狡猾地选择在武宗沉浸于玩乐时奏事,利用武宗的厌烦情绪,快速决策,使得许多决定未经深思熟虑便付诸实施。久而久之,武宗也对频繁的政务干预感到厌倦,一句“我用你干什么?别来打扰我!”无意间给予了刘瑾更大的独断空间,使其得以在没有皇帝直接监督的情况下,更加肆意妄为,独揽大权。
五、党同伐异
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明朝的朝政经历了一场重大的风波。当时的权臣刘瑾,利用手中的权势,对朝廷中的异己势力进行了残酷的打压和排斥,这一行为在历史上被称为“党同伐异”。
刘瑾首先拉出一份“奸党”黑名单,这份名单上包括了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以及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等众多朝廷中的忠诚正直之士。这些官员在朝堂之上以忠言直谏着称,却因此成为了刘瑾的眼中钉。
为了展示他的权威,刘瑾在三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召集了所有的群臣,让他们跪在金水桥南,然后亲自宣读了这份黑名单。这一举动无疑是对这些官员的极大羞辱和打压,也显示了刘瑾在朝廷中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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