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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9章 广开善门救四乡（第2页）

比如关于购置农具这一方面，是仅仅限于诸如刨锄、木犁、铁铧、箩、筛、簸箕、镰刀、水桶、柳斗、旱磨、石磙、木磙、绳索等这些简单的农具呢，

还是也包括诸如车辆、耕牛、骡马、驴等一些重要的大件农具啊？

再者，在办理赊贷的一些必要的手续和流程方面，这个办法里没有涉及，这样农牧民就无从下手，具体办理的官员也无可遵循，似是可以再具体一些。

另外，以前但凡朝庭或地方上有一些惠民之举，总会有个别恶吏从中弄巧，利用职权或刁难民众，或推拖敷衍，以便个人从中谋利，不知郡里在这方面有何考量？”

龙烟道：“窃观这个办法，从申请范围来说，祭祀与丧葬属于救急，购置农具属于救需，用之商贸则属于救业。

既然郡里兴办赊贷，我想必然是有这方面需要的人见了之后人人拍掌称快，而另一些也有类似的需要的人因不在这些范围之内而感到失望。

上有恩泽，必被于四方。

涵盖不到的地方和人群，定会闻之则怨。

比如，在救急方面，仅有祭祀和丧葬可以申请，若是某某家中出现了急病或大病患者，为什么不可以申请？

在救需方面，购置农具可以申请，那么农牧民家中若是想建一个粮仓，为什么不可以申请？

在救业方面，用之商贸可以申请，那么一些牧民若是需要购置一些优良的种畜，为什么不可以申请？”

有分教：

手抚三弦琴，三才天地人。

天地有交合，鸣瑟巷子深。

见无人再提出意见，陈辅良说道：“诸位同僚都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接下来我们会根据各位所云，进行修改和调整。

关于大家的一些疑问，我先作几个说明，其它的由裕隆兄和太守大人作答。

关于允言兄提出的疑问，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这实际是一个关于治政方针的问题，究竟是要重农抑商，抑或是农商并举？

我们先来看一下，历史上重农抑商是怎么形成的。

重农抑商的理论是于春秋战国时形成的。

在这个时期，一些思想家对商业和商人的言论是非常苛刻的。

荀子曰‘工商重则国贫’，主张‘省工贾，众农夫’；

韩非把商工之民列为‘五蠹’之一，把‘商贾外积’和‘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看作是国家可能灭亡的两个象征”，

提出‘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

商鞅的‘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在经济政策上也有很多表现，魏国实行平籴政策；

秦国的粮食专场制，商鞅改‘六法’为‘六律’，其中的‘关市律’就是对市场商业的管理非常苛刻；

齐国严格控制粮食和货币，管仲实行‘管山海’的政策，大力发展官营工商业，实行了盐铁专场，加上官府对价格和市场的管理，无疑使工商业又受到了一层限制。

重商抑农法令化则是从秦汉时期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