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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开元盛世 古代中国的颠峰（第2页）

一次次的政变和内乱，对政治统治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政变中，产生了一批善于窥测政治风向、密谋策划、采用非常手段拥立新主的功臣，造成了皇族宗室中部分成员图谋皇位、觊觎大权的心理，还使得政变中所倚重的禁军由此而专横跋扈、干预政治。这些，都是正常的政治统治秩序所不需要也不允许存在的。唐玄宗深知，自己如果要想当一个安安稳稳的皇帝，就必须彻底清除有可能滋生或萌发内乱的各种因素。有意思的是，有些对玄宗的皇位构成潜在威胁的因素，正是玄宗本人在争夺皇位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培植起来的。

一块石头，当它刚被放在河上游时，有棱有角，毫无规则。河水不断地冲击着它，推到中游，急流冲下的石块相互碰撞，并被水侵蚀，不断地磨擦，它逐渐变小变圆。当它被冲到下游时，棱角已都被磨去，变得圆溜溜了。

人性又何尝不是这样?刚开始棱角分明，却总要受到社会的挤压，冲击，一次次地挫折碰壁磨炼，使得人性最终圆滑起来。

圆滑，恐怕是人性中的最高境界——就个人观点认为。一个人只有拥有圆滑，才能在社会上站稳，能够灵活地在社会中穿梭，熟练地驰聘于社会，那样才是真正的“人中之杰”。

玄宗是个奇才，奇就奇在不管在什么局面场合中，都能扮演相应而又出色的角色。他所扮的角色，不是矫揉造作，而是发乎内在秉性的自然进入，圆滑和不失中庸。

现实需要什么角色，他就进入什么角色。现在，角色发生了变化，轮到玄宗自己来对付过去是自己所依赖的力量了。

由于政治背景不同，唐玄宗追求的“治世”，既不同于汉初文景，又不同于唐初太宗。汉代文帝和景帝所面临的是长期战乱造成的社会凋零，因而以“休养生息”为治世第一要策；唐初太宗面临的是隋末暴政导致的社会反叛，因而求贤纳谏、宽刑简法、镇抚四夷诸策并用。汉代文景和唐初太宗，无一例外地把加强政治统治的重点放在解决社会问题上。而唐玄宗面对的统治难题，不是出在社会上，而是出在朝廷内，再加上唐玄宗本人有着丰富的组织、领导政变的经验，深知宫廷内乱的危害，且自己又不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子，所以，他对“内乱”格外留心。在开元之初，玄宗即致力于政局的稳定。他经历过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处理危难政局的经验。他深知安定升平的政局得来不易，所以用人处事熟虑深思，恐伤国脉。为玄宗建立功勋的大臣，大多善于谋划，皆为出世奇才，而且是“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减不叮与共治平哉!”

对于帝王来说，如何对待功臣是一大难题。特别是政变中的功臣，与建国时期南征北战产生出来的那种功臣有所不同。如果不用他们，似无以回报他们的拥立大功；而如果重用了他们，他们那种颠覆政权、策动内乱的能力，又会使君主觉得如同芒刺在背。在玄宗亲政后，就有人对玄宗建议说：政变中的功臣，如王琚、麻嗣宗等，是“谲诡纵横之士，可与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纯朴经术之士”。玄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以种种借口，将他们诛戮贬逐。最先被罢官的是郭元振。开元元年（713）冬季，玄宗驾幸骊山温泉宫，当时的兵部尚书郭元振正在此地连营50余里，操练20余万大军。玄宗检阅操练现场，以军容不整、督操忤旨之罪拘郭元振于军前，宣令处斩；经左右百官求情，才将他罢职，远谪新州（今广东新兴）。太子少保刘幽求、詹事钟绍京、侍郎王琚等人都被玄宗贬为外州刺史，有的人甚至放归田里，永不录用。这样，只用了不太长的时间，就把直接参与当初政变的功臣从朝廷中枢内几乎清除殆尽，从而为稳定政局铺平了道路。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三日，玄宗亲政。从此时开始，诛灭韦氏集团的功臣和诛灭太平公主集团的功臣逐渐被玄宗排挤出中央政治核心。

宫廷政变，是李唐王朝建立后帝王更迭的主要原因。为此，玄宗对李唐宗室管制甚严。即使是他的同胞兄弟，也只以恩礼相待，而不授予要职，免其掌握实权，从而削弱皇室内部发动宫廷政变的政治基础。

玄宗对待兄弟诸王，一方面是伺察与防范，玄宗即位后，众兄弟仍然掌管禁军，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左卫大将军；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岐王、薛王也分典左右羽林军；同时，宋王是睿宗的嫡长子，邠王守礼是高宗的长孙。他们在皇室中的特殊地位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因此，玄宗于开元二年（714）接受了宰相姚崇的建议，解除了诸王的兵权，分别将宋王出为岐州刺史，申王出为豳州刺史，邻王出为虢州刺史，薛王出为同州刺使。玄宗还“令（诸王）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上佐”指州长史、司马。诸王虽为一方牧守，但并不掌军政大权，从而减少了起兵造反的可能性。同时，为了减少京官与诸王、诸王之间的接触机会，玄宗还规定“宗王以下每季两人人朝，周而复始”，使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兄弟之中惟岐王隆范曾参与诛灭太平公主之事，恃功骄恣，不受约束，常与朝臣张说、驸马都尉裴虚己宴游。玄宗先后将张说、裴虚己二人流放外地，以儆效尤，而与岐王隆范兄弟之情一如往昔，且告诫左右道：“兄弟天性，怎可失欢?不过有奸猾之徒，攀附邀宠，无碍兄弟之谊。”玄宗旧邸兴庆坊升格为兴庆宫之后，玄宗环绕兴庆宫为诸兄弟筑第。玄宗常常登楼与堵王欢娱作乐，对榻坐谈。诸王每日纵饮、聚赌、击球、斗鸡、郊猎，玄宗都不加禁止，但严禁他们与朝臣、外戚交游。

另一方面则是大力鼓吹友爱之道。玄宗与他的四个兄弟在青少年时代曾共居一个大院，人称“五王宅”。那时同开邸第的生活情景，后来成为皇帝鼓吹友悌的话题。开元初，皇帝在大殿中设五幄，与兄弟共处其中，号“五王帐”。显然，“五王帐”是附会了“五王宅”，用以表示兄弟亲爱。后来皇城改造，房屋拆迁，旧五王宅改为新的宫殿，诸王自然不能住在原处了，皇帝便又赐给宁王宪和薛王业胜业坊，赐给申王和岐王安兴坊。这些宅院邸第相望，环于宫侧。这样的布局同样有兄弟共处的寓意。皇帝听政之暇，常常召诸王登楼同榻欢宴，礼仪悉如家人。有时候，还亲赴诸王邸第，赐金分帛，大家同乐。

为了表示愿与兄弟永远分享欢乐，玄宗还将自己服用的仙药，分赠给诸王，并附上一

封信说：朕每思服药而求习习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手!顷因余暇妙选仙经，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必验”。今分此药，愿与兄弟等同保长龄，永无限极。这里，把“骨肉兄弟”看成是“天生之羽翼”，反映了玄宗的真诚愿望。因为“同保长龄”总要比互相残杀好，也更有利于政局的稳定。

大唐历史上有过追谥“太子”的先例，但像玄宗那样几乎给每个兄弟赠谥“太子”，却是罕见的。这是一种特殊的友爱姿态。开元十二年十一月，申王揭病逝，皇帝下制表彰他温恭孝友，说：“用表非常之荣，少寄天伦之戚。可追赠惠庄太子。”开元十四年四月，岐王范病逝，皇帝甚为悲伤，手写《老子经》，为之追福，下制云：“可追赠惠文太子。”开元二十二年七月，薛王业病逝，赠谥“惠宣太子”。

兄弟友爱共享天伦之乐的最突出表现是对待长兄的态度。李隆基为太子，也是嫡长子李成器相让的结果。后来，李成器改名宪，封为宁王。他尤恭谨畏慎，未曾干预时政及与人交结，皇帝对他尤加信重。这也是他的聪明处：一不干涉时政，不任以职事；二不与群臣交结，专以声色娱乐。如此，皇帝当然是放心了。申王、岐王、薛王先后去世，惟宪独在，皇帝尤加恩贷。每年一到宪的生日，皇帝必幸其宅，设宴鼓乐。平时也常赐酒酪及异馔等。每逢尚食总监及四方有所进献，即分一部分赐给兄长。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宁王宪病逝，皇帝悲涕交集，追谥曰“让皇帝”。册敛那天，特令高力士带手书置于灵座之前，书称“隆基白”，表达了“家人之礼”。手书强调：“大哥嫡长，合当储贰，以功见让，爰在簿躬。”“大哥事迹，身殁让存，故册曰让皇帝，神之昭格，当兹宠荣。”这里表彰大哥的谦让精神，也是出于巩固皇位的需要。

玄宗对待皇亲的政策与措施是十分成功的，既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祸变，又有利于开元政局的稳定，同时又使皇亲之间和睦共处，避免了骨肉相残的悲剧。宋代史臣称赞他：睿宗有圣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赠太子，天与之报，福流无穷，盛欤!

3．开元盛世：大唐极盛的顶点

开元盛世，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同时也能使梦想变为现实的时代，人生的种种理想都能被这个气势恢宏的时代所激荡。这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无论是内政、外交、军事，还是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李隆基继位后的第二年改元“开元”，开元时期（713—741年）唐朝达到了极盛的顶点，于是，历史上一个名为“开元盛世”的时代向世人发出吼声——我来了。

大唐诗圣杜甫有—首著名的诗作——《忆昔》。诗中述及开元盛世。诗人赞颂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杜甫的诗是对开元盛世的形象描述。开元盛世，历来有口皆碑。大唐著名的政治家陆贽说：“朝清道泰，垂三十年。”北宋欧阳修在《新唐书玄宗本纪》赞扬说：“开元之际，几致太平。”明清之际的学者王夫之更从上下历

史的比较中得出结论：“开元之盛，汉、宋莫及矣。”

玄宗不但内部宗亲和睦安定，在朝廷之中，也注意选用贤臣。这因为唐玄宗经过两次政变才得到政权，所以他很注意从各方面来巩固他的统治。他即位的第二年就规定：在京官中选拔有才识的人派到外地任都督刺史；选外地都督、刺史中有本事的调到朝廷来任职，使他们出入人数相差不大。后来把这种调动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从而达到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种效果。

在唐玄宗继承帝位之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开拓局面，他感到必须有一名既有治国才能又十分可靠的宰相来辅佐自己。因此，他还积极选择良臣，辅己治国。唐玄宗很看中被贬到地方的姚崇。一次，唐玄宗在骊山检阅军队之后，又狩猎于渭川。这时，姚崇赶到，受到唐玄宗接见。唐玄宗问他：“你会打猎吗?”姚崇说：“臣20岁的时候，经常外出打猎，后来才读书。如今虽然到了残年，还能骑马射箭。”唐玄宗让他参加打猎，姚崇竟然箭无虚发，玄宗非常高兴，约他到行宫谈论天下大事。姚崇谈古论今，谈得头头是道，唐玄宗听得入神，竟忘记了吃饭。

最后，唐玄宗对姚崇说：“我早知道你是个人才，请您做我的宰相吧。”姚崇推辞不干，唐玄宗感到很奇怪，问他什么缘故。姚崇跪下说道：“臣有十件大事，恐怕陛下未必同意，所以不敢接受任命。”唐玄宗说：“你说说是什么大事?”姚崇说：“第一，以仁义为先，不要只用刑罚；第二，十年之内，不要在边境作战；第三，宦官不要干预朝政；第四，皇亲国戚不要任国家重要职务；第五，无论什么人，犯了法都得受罚；第六，取消租税以外的一切额外征收；第七，禁止营造佛寺；第八，对待部下要以礼相待；第九，允许大臣对朝政提出批评建议；第十，严禁外戚干预朝政。这十件大事，陛下能同意吗?”唐玄宗—卜分诚恳地说：“这都是关系社稷安危的大事，我都同意，你不必担心。”姚崇马上叩头谢恩，表示愿意接受任命。

在唐玄宗的时候，和姚崇齐名的贤相，还有宋璩、张九龄等，他们为唐朝的政治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重用姚崇和宋璟为宰相，这两个人十分能干，把国家大小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人们把他俩跟唐太宗时期的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相比，说“前有房、杜，后有姚、宋”。玄宗开元这20多年，就是历史学家所称誉的、与“贞观之治”相媲美的“开元盛世”。

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由于开源节流，国家财政日益丰裕，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直到中唐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有纸的国家。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到了西方，马上就成为罗马贵族们手里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奢侈品。

当时大唐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也曾经在诗中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当时甘肃到新疆的驿舍有池、有竹，可见气候和水源远比现在好得多。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开元十八年（730），全国犯罪的仅二十四人。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的严重威胁。武后时期，后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即位后，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开元五年（717年），唐朝从契丹收复了辽西二十一州，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拔也古、同罗、回纥等都重新归顺唐朝。在西北，唐朝收复了碎叶城，并打败了强悍的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亚的道路由此重新被打开，唐朝对西域的主权恢复，唐朝的声威远播西亚。日本、朝鲜半岛同唐朝的联系频繁，南亚各国同唐朝交往不断。各国的使者和商人来往不绝。关于打败吐蕃和玄宗的边防体系，后面在《哥舒夜带刀》一节中再详细讲述。

许多来华的胡人（唐人对各国人士一律统称为“胡人”，外国商贩称之为“胡商”、“胡贾”，外国僧人统称为“胡僧”，外国女子统称为“胡姬”）见识了唐朝举世无双的繁荣，乐不思蜀，以至不想回国，干脆就留在了中国。当时西域少数民族普遍向往东方乐土，都城长安更是众望所归的圣地，所以这里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有时可达二十万之众。长安献艺的歌、舞、百戏、幻术（杂技）等高手，以及与他们相伴而来的是在长安开设饭铺酒肆、歌楼舞谢的胡商胡姬，他们很快就成为唐朝文化大视野中的一道新奇风景。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的发展，盛唐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硕果累累，气象非凡，成就巨大。唐诗最为后世称道，唐诗大潮在开元时期达到了顶峰，一泻千里，蔚为壮观。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均为空前绝后的超一流诗人，将整个盛唐诗坛装点得空前壮美，气象万千。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大书法家张旭、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大音乐家李龟年的艺术成果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它舞蹈、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有辉煌而显著的成就。

八月五日是玄宗的生日，自开元十七年（729年）起，这一天被定为法定节日“千秋节”，全国都要放假，大肆庆祝。“千秋节”的时候，玄宗在勤政务本楼下举办宴会，同时还在楼前的大型广场上举办歌舞表演，以助雅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