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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砥柱重臣们（第1页）

自古有忠必有奸，忠臣良相，人人敬仰；奸臣贼子，人人唾骂。他们水火不容，而又相对而生。他们不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存在，那样的话，也就失去了各自的价值。历史上的每一个片断都是由他们的你争我夺构成的。历史早已给这些人下了定论，如果回过头来看，仔细想想，也许会从中悟出些道理来吧!

1．魏征：一代诤臣，匡时济世

唐太宗曾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兴衰；用人做镜子，可以了解得失。”他把魏征看做是了解自己得失的最好的一面镜子。

少有大志义投瓦岗

唐太宗以虚怀纳谏着称于世，贞观一朝谏臣云集。说起贞观名臣，恐怕在“太宗纳谏、魏征进谏”的知名度下，人们多半第一个会想到魏征。魏征有胆有智，敢于犯颜直谏，面折廷诤。他曾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认为，为人主者，要虚怀纳谏，广泛吸取不同意见，这样才能下情上通，政治清明；而如果偏听偏信，只爱听赞成的话，不爱听反对的话，就会阻塞言路，造成政治昏暗。

魏征出身于河北钜鹿下曲阳的一个官宦之家。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失去了往日的权势。家庭的不幸遭遇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反而更加激发了他攻读儒家经典，锐意进取的决心。他潜心研究历史、洞察社会现实，等待时机大展宏图。

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后，魏征为躲战乱，出家当了道士，过了一段时间，他深感这种无所作为的生活毫无意义，因此他断然离开庙宇，投奔到郡丞元宝藏家作幕僚。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当李密领导的最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夺取了洛口仓（在今河南巩县），威震中原的时候，隋武阳郡（在今河北大名县东）郡丞元宝藏也起兵反隋，让魏征掌管文书。为了统一反隋的步伐，无宝藏主动写信与李密联系。李密是隋上柱国李宽的儿子，出身大贵族，自幼熟读《汉书》，很有才华，因不满隋的统治而参加了反隋斗争。李密每次得到元宝藏的书信，总称赞写得好，后来听说是魏征写的，马上把他召来。自从魏征参加瓦岗农民起义以后，一直积极参与谋划，他上书向李密献策，提出“西取魏郡（今河北临漳），南取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西南）”的主张。李密按照其建议，瓦岗军很快夺取了黎阳仓，连同以前夺取的洛口仓、回洛仓，隋在中原的三大粮仓，已全部被瓦岗军控制。这样，就使隋军陷入缺粮的困境，自然也解决了起义军的粮食供给问题，加之他们开仓赈济，又扩大了瓦岗军的影响，壮大了起义队伍，河南一带的起义军大多归附了瓦岗军。李密非常欣赏魏征，就召他为行军元帅府的文学参军，主管军中文书。

由于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瓦冈军很快将洛阳城包围了起来。困守洛阳的隋军，到处调兵遣将，与瓦岗军在洛阳周围反复进行了决战，双方损失都很大。这时控制了洛阳大权的隋朝大将王世充，想乘李密兵力疲惫之机，进攻瓦岗军。在王世充发动攻势之前，李密召集高级将领开会，研究对策。当时魏征的地位低，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他认为这次决战很重要，成败关系着瓦岗军的前途，就主动找李密的长史（类似秘书长的官）郑颓说：“李密虽然在前几次大战中都取得了胜利，但是将士伤亡很多，钱财现在也很紧张，对有功的将士不能论功行赏。从这两点看，不可以与王世充打硬仗。最好的办法是，挖沟筑垒，打防御战。双方对峙久了，敌人粮尽，就会不打他而撤兵。这时再乘机追击，必然会取得胜利。”郑颈原来是隋朝的监察御史，投降李密后很受重用。他根本不把魏征这样的小官放在眼里，就讥笑他说：“你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的意见!”魏征见自己的意见不被重视，转身就走了。

类似魏征的建议，李密的一个将领裴仁基在会上也提出了。他主张乘王世充出兵东下，洛阳必然空虚之机，在分兵阻击王世充东进的同时，以骑兵进击洛阳，迫使王世充回救，必然能两获全胜。但是很多李密的部下，轻敌麻痹，要求速战。李密同意了他们的速战要求，自己亲率大军驻扎偃师城北，列营而不设垒，结果在王世充的火攻与奇袭下，全军溃败，闻名天下的瓦岗军从此而消失了。

转投李唐追随太子

瓦岗军失败后，李密率余部去长安投降了李渊，魏征也随李密来到了长安。李渊授以秘书丞之职，继续做文秘工作。同时又授命他出使山东，招抚瓦岗军旧部。

自李密归唐，瓦岗军著名将领徐世勋仍在坚持斗争，收拾残局。由于他的苦心经营，重又夺回了瓦岗军的失地，控制了东抵海滨、南临江淮、西至汝州、北达魏郡的广大地区，只是实力远不如过去了。魏征来到梨阳，给徐世勋写了一封信说：“当初李密率瓦岗军起兵反对隋朝的时候，振臂一呼，四方一下子就有几十万人响应，隋朝的半个天下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后来被王世充战败，再也无法恢复元气，因而投归了李渊。现在经过群雄的纷争，李渊得天下已成定局。你现在占据的黎阳，是取天下者必争之地，如果不早认清形势，作出打算，就错过机会了。”徐世勐看了魏征的信，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又听说李密已经被杀，就决定投降李渊，但为了表示对李密的忠诚，请求收葬李密的尸体。他的要求李渊答应了。

徐世勋将李密以国君之礼，葬在黎阳山西南五里的地方。魏征也不避李密叛李渊自己受到牵连的嫌疑，出于歌颂瓦岗军的心愿，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他在墓志铭里，对李密这位农民起义军的将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李密的死，将他比做垓下失败的项羽，表示了惋惜和同情。他的很多正确意见，虽然不被李密所接受，导致了以后的失败，但他对这位战友毫无怨恨之言，而表现出无限的赤诚之心。魏征劝说徐世勋降唐后，徐世勋就从经济上支持了被窦建德打败的唐将李神通，使他自相州（今河南安阳）能撤退到黎阳，从而保存了实力。

招抚了徐世勋，魏征又前往魏州，劝说魏州总管元宝藏投顺大唐。时值宇文化及攻打魏州，元宝藏处境困难。元宝藏平素极为器重魏征，经其指点，遂举州归唐。

魏征的山东之行，使李渊未动兵戈便取得齐鲁大部州县。更重要的，还使李渊由此获得一支忠诚于唐的劲旅，沉重地打击了王世充、窦建德和宇文化及等部的军事力量。徐世等人后来皆为大唐开国名将，为唐王朝统一北方建立了功勋。

619年，自立为夏王的窦建德于聊城一举歼灭宇文化及所率军队，随后又大败唐军，攻陷梨阳，俘获魏征。窦建德十分赏识魏征的才干，任用他为起居舍人，专司记载夏王言语行迹。两年之后，秦王李世民率军与王世充和窦建德的联合军团决战，先大败窦建德于虎牢关，后又迫使王世充投降，占领洛阳，取得东方战场的决定胜利。魏征趁机劝说窦建德洛州守将唐旦，一同归附唐朝。

魏征到了长安后，因为又当了一段窦建德的部下，当然更不会被重视了。李渊的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有才，就招为洗马，这是太子东宫主管经籍图书的一个小官。

这时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之间为了争夺皇位的继承权，斗争已经开始尖锐化。李建成作为李渊的长子，虽然已被立为太子，但地位并不稳。因为他的弟弟李世民，从太原起兵后，就率军东征西讨，屡建功勋，很有势力，在大臣和将士中的威望都很高。这对李建成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魏征既然在自己不得志的时候为李建成招为洗马，就觉得李建成很看重自己，所以他也为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担忧。这时正好窦建德的旧部刘黑闼，又在河北一带收复了窦建德的旧地反唐，魏征认为这是李建成立功提高自己威望的好机会。他向李建成建议说：“李世民功劳大，威望高。你长年在首都协助李渊处理政事，没有李世民那样显赫的战功。现在刘黑闼纠集了窦建德的一些散兵败将，人数不到一万，也缺乏粮草，他虽然占领了一些地方，但不堪一击。这是一次很好的取得战功，结纳山东豪杰，以壮大自己势力，提高威望的好机会。你应该争取自己率兵去打这一仗，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李建成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得到李渊的同意后，就亲自率军去攻打刘黑闼。在与刘黑闼作战过程中，魏征给他出谋献策，用瓦解对方军心的办法，宣布除刘黑闼外，其它人只要放下武器，一律不加追究。这样很快就瓦解了刘黑闼的军队，李建成同时也在河北一带安插了亲信，收买了豪强，使之成为自己争权的外援。魏征的建议取得圆满的成果。由此，唐朝稳固了在山东、河北的统治。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魏征的政治军事才能。

建成得胜回长安，与李世民的矛盾更趋激化。魏征从维护太子的角度出发，每每劝建成早做准备。后来，建成见秦府多骁将，预感到对自己的威胁，这才与元吉合谋，私自四处召募武士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号称长林兵。又秘遣左右从幽州选调三百精骑置东宫。并与外臣杨文干相串联，冀图里应外合。李渊发现东宫此举，责其兄弟不睦。然而建成与世世的纷争并未就此止息。怕万一朝中有变，秦王派人去洛阳，暗地结交山东豪杰，以作退路，建成则乘元吉出征讨伐突劂入侵这机，将秦王所辖部队及其能征惯战的骁将一同调上战场，借以削弱秦王兵权，砍去秦王羽翼，一箭双雕。李世民及其部下识破定企图，遂先发制人，伏兵于玄武门内，用突龚的方式射杀了建成和元吉，从而继承了太子之位。

魏征作为李建成的亲信，李世民马上召见他，并质问他：“你为什幺要挑拨离间我们兄弟？”这对魏征来说，是生与死的关头，回答不善，马上就可能被杀头。魏征这时把生死置之度外，很坦然地回答说：“如果太子李建成早听我的劝告，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人各为其主，我忠于我的主人李建成，这有什幺错呢!管仲不是还曾射中小白（齐桓公）的带钩吗？”李世民见魏征回答的很直爽，又早知道魏征的才华，就谅解了他。不但没有处置魏征，反而任命他为管事主簿（掌管太子文书的官吏）。这样，魏征由李建成的亲信，逐步又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

通过这次面对面的思想交锋，李世民更看到了魏征的坦率、刚烈和忠贞。因此，大胆地对他委以重任。当时太宗虽已即位，然而“玄武门之变”给人们内心带来的波动还未完全消失。考虑到建成、元吉在山东地区影响较在，他们的余党双多亡在那里，李世民遂任命魏征为特使，专程前往山东，全权处理安抚事宜。途经磁州，路遇州县差官押送前太子千牛（侍卫官）李志安和齐王府护军李思行进京。魏征甚觉不妥，他对副使李桐客说：我等在受命出使之时，上面已有诏令赦免东宫和齐王府旧人，现在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思行等人押送京城，谁能不生疑心呢？我等若视而不救，此番出使安抚就会往返徒劳，人们一定不再相信我们了。这真是“差之毫厘失，失之千里”呀！魏征感到，作为朝廷命臣，应出以公心，敢作敢为。不能由于这两人是死去的建成太子和齐王元吉的近臣，就生怕惹恼当今圣上而采取回避态度。于是，他大胆主持公道，当即释放了李志安等二人。当魏征的奏书传递到朝廷，李世民阅后非常高兴。

李世民由此愈发信任魏征，封他为巨鹿县男，并任用他为谏议大夫，经常召他“入卧内”，谈论国家大事，请魏征评论自己执政的得失。魏征也“喜逢知已”，知无不言，竭尽其全力。

唐代官制，皇帝之下设立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凡皇帝诏诰和国家大政方针，均由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谏议大夫属门下省谏官，参与议政，并可直接向皇帝进谏，陈述意见。

谏议大夫君臣一体

魏征在任谏官期间，细心观察朝野政局，了解社会民间问题，几乎每天都向皇帝陈述时政，反映个人希望或建议。魏征是唐太宗的得力助手，他的直言敢谏，使唐太宗既敬佩，又感到有些为难。说进谏，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说得好而且能管用。唐太宗起初用魏征其实就是用来进谏的：既然你摆出一副纳谏的姿态，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李世民其实很有口才，不管雄辩、诡辩都很擅长，要是参加辩论会也肯定能拿个最佳辩手，可是即使这样，也经常被这老头儿气得没话说。

比如有一次皇甫德参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可是李世民却曲解为“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最后当然是被魏征给劝住了，而且魏征还说，如果皇上你和大臣辩论辩得太多，那幺别人就不敢再跟你说什幺了。于是把李世民这条路也堵住，只好由着他们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但渐渐也有了变化，像李世民那样的皇帝最终不想刚愎自用都很难。于是魏征的进谏也有了变化。所以说，魏征进谏当然还是更多为了国家，但同时他也是很聪明的，他是名臣，而不是忠臣。这是他自己说的，在太宗面前说起的时候，很是让李世民吃了一惊，但接下去魏征说忠臣往往都被皇帝杀了，但皇帝自己也都不得好报，这只是纯粹成就了大臣的名声，于国于君却无好处，不如名臣，既可全身，也可以有利于国君。这话说得不假，不过也从侧面反应了他不想因进谏而无谓牺牲。魏征在太宗身边工作不到一年，政绩卓著，深受朝野上下的拥戴。魏征的威信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受到唐太宗的称赞。

公元626年7、8月间，魏征被提升为尚书右丞，兼任谏议大夫。后又署理左仆射职务，掌握唐朝中央行政大权。629年2月，魏征升任秘书监。秘书省和中书、门下、尚书省平行，届唐朝最高行政机关。长官名秘书监，从三品，领导著作局和太史局，可直接与宰相共同“参预朝政”。

由于魏征越来越受到唐太宗的信任，就遭到了一些同僚的嫉妒，他们在唐太宗面前散布魏征的坏话，说他包庇自己的亲戚。唐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处此事；温彦博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仍然毫不讲理地向唐太宗报告说：“魏征作为国家的大臣，不能检点自己，避讳嫌疑，因而受到了别人的诽谤。他虽然并无私情，但也应受到责备。”唐太宗公然同意了温彦博的这个报告，并派温彦博向魏征提出警告。魏征对此当然很不满，第二天他就对唐太宗说：“我听说君臣一条心，这叫做一体。只有互相以诚相待，才能共同把国家治理好。如果置国家大事于不顾，一味只考虑检点行为，避讳嫌疑，上下都这样，国家的兴衰也就难以预料了。”唐太宗听了，觉得自己支持温彦博的意见不当，就自我批评说：“你说得对，我作错了!”魏征乘机继续发表意见说：“我希望你让我作一个良臣，不要让我作忠臣。”唐太宗不解地问道：“良臣和忠臣还有什幺区别呢？”魏征回答说：“良臣身享美名，君主得到好的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灭，只是得到了一个空名。这就是良臣和忠臣的不同。”魏征的这番话，从政治上与唐太宗摊了牌，以进一步消除唐太宗对自己的猜疑，表明了自己对唐太宗的一片忠心。唐太宗被魏征的话打动了，他连连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因此送给他绢五百匹。

魏征身任要职，时刻保持着清醒头脑，他从高度责任感出发，对太宗王朝出现的贪图安逸颓势，进行毫不留情地直率批评。他多次和忠直的大臣一起谏止了唐太宗大兴土木，浪费民力的行为。

贞观八年（643年），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在路上见到少府监窦德素，问皇宫北门有什幺修建任务?德素根据实际动土情况作了回答。太宗知道此事后，便生气地对房玄龄等人说：“你们只管自己南衙事务，皇宫北门有所兴建，这和你们有什幺关系！”玄龄等人拜谢认错。魏征不以为然：“我既不理解陛下的指责，也不理解玄龄等人的拜谢。玄龄等人，身为国家大臣，是陛下股肱耳目，所有兴建，怎幺能容许不知道呢？责备他们询问皇宫北门修建的事，实在叫人不可理解；况且其中有关国家利害关系，工役多少问题。陛下要是行好事，就应当帮助您去完成；要有不是、虽然已经动工，也应当劝阻您停止。这是君使臣、臣事君的一般道理。玄龄等询问，是正常现象，然而陛下大加责备，我实在不能理解；玄龄等不了解本职工作，只知拜谢，我也不能理解!”太宗惭愧，只好默认。

为了制止唐太宗宠信小人，疏远君子，魏征提出了精辟的论断，以打击歪风，扶植正气。贞观十一年（637年）前后，太宗派遣的宦官出使地方，为非作歹，影响很坏。为此，魏征上疏陈词，专门论述所谓君子与小人问题。魏征认为，凡事都要分清是非，区别善恶。皇帝要是“礼敬君子，王朝就不会出现弊政；疏远小人，歪风就不会上涨。”一个人总是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那幺，应该怎样对待这些问题?魏征的回答是：“小人不是没有优点，君子不是没有缺点。但君子的缺点，犹如白玉微瑕；小人的优点，就好象用铅做成明亮的刀子一样，经不起考验，一割即钝。铅刀一割，高明工匠并不看重，因为它的优点不足以掩饰其严重缺点；白玉微瑕，有经验的商人并不放弃，因为这点儿小毛病不足以妨害大的优点。”因此，他认为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蒙蔽，欣赏小人的小优点，看重君子的小缺点。如此下去，好人抬不起头来，坏人就可以胡作非为，结果造成上下隔阂，朝政混乱，清浊不分，国家的统治就不堪设想了。

从上述一些具体意见中，使人们进一步看到了魏征的为人。他在太宗统治日益走向黑暗的日子里，不畏强权，坚持已见，果敢地向不良倾向进行斗争，即使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贞观中叶以后的唐朝局面，也使唐太宗不能不考虑魏征的有益劝谏，暂时收敛某些错误言论，改正某些错误行为，对唐朝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贞观11年（637年），太宗腐朽言行更加明显，唐朝的弊政更加暴露。身负重任的魏征，感到十分不安，他在七个月时间里，结合国内时事，连上四道奏疏，深刻阐明自己对当前社会许多问题的看法。希望唐朝统治者悬崖勒马，改弦更张，复归正道，继续维持封建统治。

这年正月，唐太宗曾动用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洛阳西苑修建华丽的飞山宫。为此，魏征上了第一道奏疏。疏中首先指出：自古以来，皇帝即位初期，都希望德高天地，百代无穷，然而很少有好的下场，总是不免要消亡。这是什幺原因呢?他认为，主要是失去治国安邦之道所造成的。

魏征认为统治者要治理百姓，应从统治者自我修养着手，因而他提出所谓“十思”，作为修养的标准。不仅如此，魏征还引经据典，着书立说，直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比如《群书治要》，《自古诸侯王善恶录》等书，是为唐太宗及其王子们编纂的。该书从前代大量儒家经典中，搜集许多有关治国安邦的道理、经验和教训以及所谓“明王”、“暗主”的言行事迹，希望读者从中吸取教益，“以为鉴戒”、“临事不惑”，而有助于自己的统治。

魏征的为人，坦白直爽，生活也较为节俭。他平素能够克制自己，同一般腐朽官僚有所不同，既不偏好声色犬马，也不喜欢铺张浪费。魏征死后，唐太宗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下令举行规模盛大的葬礼。魏征妻子裴氏辞谢说“魏征平素节俭朴素，如今按一品朝官葬礼，物品仪仗都非常丰盛，恐怕不是他所愿意的。”太宗只好根据死者愿望，免去那些豪华场面和丰盛殉葬物品，只用白木车子、白布车帐送葬。由此可见魏征的为人了。

魏征“忧国如家，忠言直谏”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魏征死后，太宗非常悲痛，想念不止，时常到凌烟阁去看魏征的画像，做诗追悼魏征。魏征之死。对唐朝是一个无可补救的损失。唐太宗慨叹地对臣僚说：“现在魏征去世，我少了一面镜子!”唐太宗把魏征当作一面镜子。这是唐太宗发自肺腑的赞美。说明魏征在太宗时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唐太宗和魏征之间，一个能开明纳谏，从善如流；—个能不顾个人安危，犯颜直谏，堪称君臣合作的典范。魏征之所以成为封建官吏的典范，留下千古绝唱，除有同封建统治有共同利益外，主要还有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优秀品质。这种品质就是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