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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王阳明的为官绝学（第2页）

第二招：人情与法度兼顾。

王阳明重视赏罚，他施赏是为了激励士气，施罚只是为了以儆效尤，却不在于施罚本身，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也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依循人情，尽量减轻惩罚。例如，他率军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后，捕获了数百名从逆官员，其中许多人只是受情势所迫，为保身家性命，不得不附从宁王，并不是真心反叛。王阳明考虑到这一情况，曾一日连上数疏，请求对其中大部官员减轻处罚。《恤重刑以实审伍疏》罗列了二百多个从逆官员的名单，最后请求说：“参看得裘良辅等俱曾徒逆，应该处斩。但该司参称宁王平昔威恶惨毒，上下人心罔不震慑；据法在所难容，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则失于轻，处斩似伤于重，合无俯顺舆情，乞敕该部查照酌量，或将各犯免其死罪，令其永远充军。不惟情法得以两尽，抑且军伍不致缺人。”

《处置从逆官员疏》介绍了一些从逆官员的情况，最后建议说：“取其罪犯之显暴者，明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戒；酌其心迹之堪悯者，量加黜谪，以存罪疑惟轻之仁。庶几奸谀知警，国宪可明。”

《处置府县从逆官员疏》也介绍了一批从逆官员的情况，最后建议：“参照邢清等被执不死，全无仗节之忠；闻变即逃，莫知讨贼之义，俱合重罪。但责任既轻，贼势复盛，力难设施，情可矜悯。合无行抚按衙门依律问拟，以为将来之戒，惟复别有定夺。”

王阳明的“罪疑惟轻”跟现代“疑罪从无”的原则颇有神合处，都是人文关怀的体现。在那个流行“乱世用重典”的年代，他能站在人性立场，主张对犯法者从轻处罚，确实难能可贵。从中也可体察“致良知”的妙用。

第三招：广求意见。

王阳明无论在何地为官，都必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而且他乐于倾听意见，不分官民，凡有意见，他无不欢迎，他还经常发布公文，广求意见。他的《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非常谦虚地说：“本院奉命巡抚是方，惟欲剪除盗贼，安养小民。所限才力短浅，智虑不及；虽挟爱民之心，未有爱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于民者，皆有以告我，我当商度其可，以次举行。”

王阳明以巡抚之尊，竟然向小民讨主意，其虚怀若谷的情怀，不同凡响。相比现在某些官员，只知坐在办公室当老爷，对群众的意见不闻不问，境界真有天壤之别！

第四招：主动承责。

王阳明为官，凡管辖范围内的事，没做好的，他都主动承担责任，从不推诿；许多事分明与他无关，他也自负其责。例如，天灾本是老天爷的过错，他也要自我批评；兵灾虽是人祸，但并不是由他引起，他也主动承责。他的《批追徵钱粮呈》，对不得不向百姓征收军粮痛心不已，还说：“目击贫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视征求之患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怀，曾无拯援之术，伤心惨目，汗背赧颜，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将谁归咎！各府州县官务体此意，虽在催科，恒存‘抚’字。”

王阳明的承责，看似虚伪，其实不然，恰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表现。天下事没办好，天下人都有一份责任，按佛家的说法，这是“共业所感”。王阳明是大悟之人，自然能看到自己的责任所在，不会像那些愚人一样说什么“这件事跟我无关”。

第五招：通情达理，主动沟通。

王阳明身领重任，职责所在，有时不得不做百姓不满的事，但他从不恃其强势，使狠蛮干，总是主动向百姓说明情况，寻求谅解。他数次统领大军，平息各路农民起义，以及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他当然不能让属下官兵饿着肚子打仗，一应军粮只能从当地征收，军队打扰民众的生活也在所难免。但他情真意切的解释，却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民众的不满情绪。

例如，他的《告谕军民》说：“告谕军民人等，尔等困苦已极，本院才短知穷，坐视而不能救，徒含羞负愧，言之实切痛心。今京边官军。驱驰道路，万里远来，皆无非为朝廷之事，抛父母，弃妻子，被风霜，冒寒暑，颠顿道路，经年不得一顾其家，其为疾苦，殆有不忍言者，岂其心之乐居于此哉！况南方卑湿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气渐动，瘴疫将兴，久客思归，情怀益有不堪。尔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宁之苦，即须念诸官军久离乡土，抛弃家室之苦，务敦主客之情，勿怀怨恨之意，亮事宁之后，凡遭兵困之民，朝廷必有优恤。今军马塞城，有司供应，日不暇给；一应争门等项词讼，俱宜含忍止息；勿辄告扰，各安受尔命，宁奈尔心。本院心有余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于尔百姓，其各体悉无怨。”

此文实事求是，体谅民众的苦衷，同时也请民众体谅官兵的苦衷，相比之下，官兵们远离父母家乡，还要冒着生命危险作战，即使他们给民众带来了不便，百姓也容易谅解。何况王阳明治军，军纪严明，无事不扰民，更容易跟民众达成情感上的相融。

跟王阳明学绝学：日后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通情达理、主动沟通和军纪严明方面，跟王阳明之法毫无二致。两者都是从良知出发，把人类道德发挥到了极高的水准！

赏不逾时，罚不后事

王阳明语录

古者“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过时而赏，与无赏同；后事而罚，与不罚同。况过时而不赏，后事而不罚，其亦何以齐一人心而作兴士气？《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

语录精解

古代的人“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赏赐不及时，跟没有赏赐一样；惩罚不及时，跟没有惩罚一样。更何况过时的赏赐都没有，过后的惩罚都没有，那又怎么能使人齐心协力而鼓舞士气呢？

为官治军，赏罚是一件大事中的大事。古代名臣司城子罕说：“国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乱，在君行之赏罚也；赏当则贤人劝，罚得则奸人止。”此言将赏罚视为国家的根本大事，并不夸张。赏罚是为了引导和劝止某些行为，以业绩为赏罚标准，下属便会争创优良业绩；以忠奸为赏赐标准，大家就会扮忠臣、批奸臣……

一般来说，赏罚标准越清晰，引导和激励作用越明显。例如以业绩为标准，因业绩易于衡量，大家都看得见，可以投机取巧的地方不多，只好努力创造业绩以换赏赐；以忠奸为标准，因忠奸难辨，总是善于“包装”、“演戏”的占便宜，难免让人觉得不公平，观念就乱了，人心也散了，岂能不走向衰败？

在历史上，当国家开始走向强盛时，往往以业绩定奖惩，孰忠孰奸，并不分明。当国家开始走向衰败时，往往以忠奸定奖惩，“忠臣谱”和“奸臣谱”都可以拉出一长串名字。其实忠奸并不重要，“奸臣”也可能立功，“忠臣”也可能败事，关键看领导者如何运用和引导。清末刘鹗曾感慨地说：“天下事误于奸慝者，十有三四。误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不通世故的君子”都忠得可爱，正因为其忠，凡事问心无愧，敢于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不理会反对意见，焉能不败事？你若细心阅读历史，就会发现刘鹗的话相当有道理。

其实儒学未流行前，君臣关系“庸俗”得多，对忠奸并不那么敏感，君主和下属，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像做买卖一样，“一分钱一分货”，也可以说，“拿一分钱干一分活”。正如《说苑》所说：“君臣相与以市道接，君县禄以待之，臣竭力以报之；逮臣有不测之功，则主加之以重赏，如主有超异之恩，则臣必死以复之。”大意是：君臣关系用市场交易的方式来处理，君王高悬俸禄对待臣子，臣子尽心竭力报效君王。臣子有了意外的功劳，君王就给他重赏。如果君王给予超常的赏赐，臣子就一定效死报答。

很显然，这是以业绩定奖惩的方法。

王阳明为官治军，不仅重视以业绩定赏罚，也强调“赏不逾时，罚不后事”。他认为，如果赏不及时乃至没有赏赐；罚不及时乃至没有惩罚，即使韩信、白起为将，“亦不能有所成”。王阳明本人非常注重赏罚的及时性，他带兵打过许多胜仗，每次战斗结束，便论功行赏，还写过很多行赏的公文。

例如他的《奖励湖广统兵参将史春牌》，不仅写明了给予史春的赏格，还详细说明了史春在桶冈之战中的具体表现：“看得桶冈天险，先经夹剿，围困半年，终不能下；乃今一鼓而破，斯固诸将用命，军士效力；实亦湖广兵威大震，有以慑服其心，故破巢之日，不敢四散奔溃，以克收兹全功。访得湖广统兵参将史春，纪律严明，行阵肃整，故能远扬威武，致兹克捷，虽兵不接刃而先声以张，相应差官奖励。为此牌差千户高睿赍领后开花红礼物，前去湖广郴州亲送本官营内，传布本院奖励之意，以彰本官不显之功。”

在《犒赏福建官军》中，王阳明说：“看得逆贼已经成擒，余党悉渐殄灭，除将各该官兵先行发回外，切照福建漳南相距江西省城，约计程途有一千七八百里之遥；该道（漳南道佥事周期雍）乃能不满旬月，调集各军兵快八千员名之众，首先各省而至。足见本官勇略多谋，预备有素，忠义之诚，足以感激人心，敏捷之才，足以综理庶务，故一呼而集，兼程赴难。除另行旌奖外，及照调来官兵，冲冒炎暑，远赴国难，忠义既有可嘉，劳苦尤为足悯，合加犒赏，以励将来。为此除将支出官银，差官领齐该道；仰抄案回司，即将原调领兵官员，并军兵乡夫人等酌量犒赏，用见本院奖劳之心，以为将来忠勤之劝。”

对于不服从管理或明显犯有过失的下属，王阳明也强调“即行擒拿，治以军法，毋容纵盗，益长刁顽”。由于他赏罚分明、治军严整，所以他的部下立功受赏的很多，因过被罚的倒不多。

“赏不逾时，罚不后事”作为一条领导原则，可应用于任何组织的管理工作中。有的领导者却不是这样，当下属立了功，不肯及时赏赐，只是空口表白：“好好干吧！我将来一定不会亏待你的。”凭人家的业绩，你当赏而不赏，已经亏待他了，还说什么以后？当下属犯了错，按制度该进行惩罚，碍于情面，就此算了。假设你的谅解做得合情合理，还可以算你大度为怀。可过了很久，当对方偶犯小错，你想起前事，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于是“二罪并罚”，加重惩罚，这就不对了，下属一定会认为你是一个毫无准则的人，不可信任。

为什么应该“赏不逾时，罚不后事”？当下属立了功，按劳计酬，对赏赐抱有期望，你及时满足了他的期望，他的积极性会更高；如果迟迟不赏，下属担心自己“白干了”，自然因担心而猜疑，因猜疑而怨尤，积极性自然下降，甚至走向“反叛”。当下属犯了错，别人对他当受的惩罚抱有期望，你及时施予惩罚，“以平民愤”，可以满足大家的心理期望，激励作用也很好。

跟王阳明学绝学：领导下属，治的无非是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你善于以赏罚调动和收服下属的心，成功就有保障了！

重视宣传，美化风俗

王阳明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