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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3页）

这是刻意的行为表现，还是故弄玄虚？苏定倾向于前者，但却根本提不出任何有力的佐证。

这个图案，显然充满了某种象征性的、仪式性的意味，同时，很大可能是个性化的表现。

恰恰因为如此，才难以为人所知——悲观一点预估，可能只有犯罪人自己才能解释。

由这个问题引发的疑问是，五个案件中，除了“火”

这个统一具备的特征以外，其他方面本以为应该成为共性的细节，却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

比如，五个被害人中，有的是直接被火烧死，在这里，火是犯罪的工具和手段；而另外有的人则是在死后用火烧毁，这时候，火又似乎代表着另外一种特定的意图。

还有就是现场发现的那种奇怪的图案，在原红缨和唐强这两个案件中却没有找到，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现场的毁损破坏而被抹去。

但无论如何，这一系列案件如果是同一个或者同一批人所为，肯定是有某种非常个性化的形式上的追求，但犯罪人并不刻意保留也没有费心地进行掩饰。

这种心态说明什么？

苏定认为，很大的可能是犯罪人根本不在意、或者根本没有考虑在这些方面故弄玄虚来应对公安机关的侦查。

他或者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和目标，在按部就班地行动。

这样毫无现实证据支撑的推测，如果贸然在姚兰面前提出，估计又会被狠狠地嘲弄一番。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苏定才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跟姚兰继续抬杠，但他心里始终无法放下这样的疑问。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侦查工作进入了缓慢而又平静的节奏。

所有的现场痕迹都重新进行了比对、分析。

几个受害人的遗物，全部汇总到一起，按照各种的需求标准分类检查。

家属、亲友的调查不厌其烦地反复进行，调查对象的范围也逐渐扩大，统计出来的数目让姚兰都有点吃惊。

与此同时，严正清带领的小组，把一中、市教委、市府的档案室翻了个底朝天，但所获有限。

“原来有个叫知青办的机构吧？他们的档案没有保留完整？”

“档案倒是都在市里，全不全的谁也说不清。

一中这些学生插队的去向，记录得不是太清楚。”

“还有什么渠道可以了解的？”

“恐怕……只能到插队的地方进行补充了，不过，我不太乐观。”

严正清忧郁地要着头：

“我们这里档案保管算是还行的了，那些穷乡僻壤……能做得更好？”

好在大体的名单算是有了，象原红缨、李忠实等五个被害人，不出所料地都是在内蒙，而刘向东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材料仅此而已，这些人插队之后的情况，包括他们返城的过程，去向，一概付之阙如。

侦查的脚步，很不情愿地在徘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