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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第1页）

任漪蘋的母亲董世琪是个上海人，当年为了爱情，跟着任漪蘋的父亲任中源来到了H省，在上海千里迢迢之外的H市落户成家。

尽管董世琪和任中源两情相悦，婚后生活非常美满，也有了这么可爱的女儿，可是董世琪总是思念着上海，希望有个上海女婿。

任中源和董世琪都是H市的民建组织成员。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是中共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参政党。

任中源和董世琪都是科技人士，怎么会和民建这样的政治组织挂上钩哪？

董世琪的母亲荣婷婷，似乎没有什么名声，可是提到她的堂兄荣毅仁，也就无人不晓了。荣婷婷是荣毅仁嫡亲的堂妹，共一个祖父荣宗敬，都是出自无锡梁溪的荣氏家族。而且，荣婷婷出自大房，荣毅仁其实是出自二房。

荣毅仁的祖父荣宗敬在上海创下了基业，主要是在面粉和纺织上，成为上海最有钱有名的商人。

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所说，“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中，商人阶层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将相、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野蛮扩张下，使得中国的工商业群体举步维艰，抗战后日益尖锐的官民经济矛盾，最终将中国的工商业群体推向了主政党这一边。

至于荣德生、荣毅仁父子，在抗战胜利后接连发生的牢狱之灾，军警法庭的敲诈勒索，青帮流氓的不法横行，金融体制的混乱和没落……这一切，使他们逐渐对旧权党N政权失去了信任。

上海解放以后，考虑到荣家在工商界的地位和国内外的影响力，陈毅和上海市政府对留在大陆的荣德生尤为关切，对年轻的“红色小开”荣毅仁尤其刮目相看，希望他们在工商界起到榜样作用。

荣毅仁被视为新政府和工商界“桥梁”的民建上海市委的常委，荣婷婷也成为民建的委员。

1952年，一把针对工商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物、反偷工减料”的熊熊大火烧到黄浦江畔。

这是中共建国以来对中国工商业资本家的第一次重大运动。也是一年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的继续。

根据军管会的精神，上海民建分会会员被分成6组，限期10天之内坦白交代违法事实。

随着生产停顿、资本家自杀事件上升，薄一波受命到上海指导运动。在他建议下，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对“五反政策”的特别的调整方案。

新方案特别提到，“考虑到统战需要及经济生产等种种因素”，对荣毅仁、郭棣活、刘鸿生、经叔平、吴蕴初一类大资本家实行保护过关的政策。

新方案的第一个保护对象，就是荣毅仁。

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后，把荣毅仁家定为基本守法户，当即汇报中央。

毛泽东大笔批复：再大方一点，划分为完全守法户。

1956年1月20日，身为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的荣毅仁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向当时的曹荻秋副市长提交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

那天的联欢晚会上，荣毅仁清唱了一曲《草桥关》，讲的是东汉刘秀赦免功臣姚期父子的故事。

之后，荣毅仁的上升更是一路绿灯：先全国人大代表，后上海市副市长，1959年调任北京，任纺织部副部长。

改革开放以后，荣毅仁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原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

在种种力量的助推下，荣毅仁逐渐化身为红色中国的一个特殊政治符号，荣氏家族也成为一个特殊的家族。

董世琪和任中源虽然是科技人士，由于有这层关系，也成为了H市的当然不可或缺的民建基本成员，董世琪还是市政协的委员。

董世琪希望女儿能找个上海对象，为此，也把这个念想向上海的母亲荣婷婷汇报。作为外祖母，荣婷婷当然把这事放在心的最中间，于是经常给女儿寄来一些年轻俊杰的照片，任凭外孙女挑选。

可是，任漪蘋却不以为然，她喜欢自己找对象。

董世琪也没法子，只是对任漪蘋在H市找对象一事，严加监督。

那天，任漪蘋去了林家，回家告诉了母亲。

董世琪既然是市政协委员，当然知道房帼英。

当年，房帼英虽然是市政协副主席，可是她是代表主政党的，其实，房帼英才是市政协真正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董世琪和房帼英打过多次交道，对老人家印象很好。

房帼英的身上一点也没有老子党的咄咄逼人的架子，和其他民主党派沟通时谦虚大方，为人真挚诚恳。

对荣家也很尊重。

所以，今天看见了女儿任漪蘋穿着盛装去约会，得知对方是林德明，是房帼英的嫡亲孙子，董世琪只是看了看任中源的眼色。

见任中源毫无反对阻拦之意，董世琪也落得大方。

只是关照女儿早点回家，不要搞的太晚，毕竟明天还要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