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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孙可望（第2页）

另一方面，他表面上与云南旧官绅合作的同时，又在经济上不遗余力的打击这些人的经济基础，进行土地改革，通过清整沐府庄田、被侵占的卫所军田乃至少沙定州等反叛土司占据的土地，将其改造为按章纳税的民田，同时兴修水利，发行铜钱，开发盐井，整治贪腐，竟然在短短两年时间让云南这个明代出名的老少边穷地区“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大有年，兵民安乐如初”，其开发云南遗留的经济成果直到三藩之变时的吴三桂都在享受。

在军事上，他一直在为接下来可能的大战做各种准备，清点户籍扩军备战，整肃军纪，加强训练，军队在昆明“日夕操练士卒，三、六、九大操”，为日后李定国两蹶名王埋下伏笔。

要知道以孙可望为主体的行政机构为北伐提供了必要的兵源和粮草支持，大西军入滇时不过2万余精锐，经过3年的休养生息，以及随后对西南大小军阀软硬兼施的兼并行为，到北伐时，明军在东线出动了6万人，北线出动4万人，云贵的殿前军不详但更少，此时明军总兵力在12万以上毫无疑问。不仅如此，还同时支持北、西两线的军粮供应。这份种田能力，一直被朱媺娖所羡慕，哪怕是明知他野心勃勃，也不肯放手，努力拉拢的原因。

由于李定国、刘文秀二人在史书上基本是纯粹的军人形象，可以说这方面主要的功劳就是孙可望的，他提供的强大的物质保障，是明军第一阶段胜利的基础。

这个时候的孙可望不敢说能成为明太祖一样匡扶天下，再造华夏的绝世英豪，但看起来成为刘裕、陈霸先之类的天下枭雄是非常有可能的。

可世事无常，在永历六年北伐之后，孙可望就从枭雄转变为兄弟阋墙、内外离心、众叛亲离的大汉奸，为抗清事业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

首先是西营三子（艾能奇历史上死于云南战事，没活到出兵）内部间的关系破裂，尤其是孙、李二人的关系走向了破裂。

这其中固然有永历一方在其中挑拨离间的作用，永历在李定国桂林大捷后向李定国单独派出的特使对孙李交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叫你二龙不得相见、叫你二龙不得相见），也有孙可望在军功、威望难以服众的情况下力图强行压制李、刘二人的原因。

仔细研究就能发现西营其实和曾经的后金有些许相似之处，无论是“四大贝勒”还是“四将军共坐”，擅长内政的孙可望和皇太极，在其中起和缓作用的代善和刘文秀是那么的相似。正如谁也想不到努尔哈赤会有皇太极这个儿子一样，也没谁能想到张献忠的义子里还能有孙可望这个内政奇才。

可问题在于，你打不赢就没用，在明清之交的大变局下，一切只能用暴力来宣誓胜利。

其实孙可望也并非无能之辈，他的履历也是十分光辉，观遍西营在川战绩，他正是凭借了相比义弟和其他将领们更大的军功才得以上位成为大西的二号人物。在四川时期，是孙可望是罕见的几乎保持全胜记录的武将，也是唯一因战功而地位上升的高级将领；其战绩明显好于屡战屡败的张献忠、刘文秀、艾能奇和大西军其他将领，也好于李定国，不然他也不可能会成为西营之首（李定国三万打贺珍三千，败了……）。

可这有什么用呢？岔路口一战，孙可望败给大清二线将领的贝勒屯齐，跟在衡州绝境之中反败为胜击杀理政王尼堪的李定国形成鲜明对比，从此在南明政局中一步步陷入被动，最终一失足成千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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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召李定国会师，但在刘文秀之子刘震的提醒下李定国并未会师（有人说孙可望要除掉李定国），其中未必是要除掉他（这件事很复杂说不清楚），但战后将北伐失败的原因全部归咎于李定国，最终导致二人关系不可挽回，也彻底失去了一员极为优秀的将领和一支经验丰富的军队。

对刘文秀，先借助保宁之败彻底剥夺他的兵权，也导致后续岔路口之战缺了一员参谋，后续不得不起复刘文秀，但两人之间的信任已荡然无存。

同时，他和原明朝官吏的关系也彻底恶化，尤其是迎接永历到安龙后，这位天下各拥明势力公认的正牌天子，本该发挥出如历史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作用，然而由于封秦王风波等原因，以及迷信”二龙不相见“等谚语，他既不愿意给与永历名义上的尊崇，又不想完全接到贵阳彻底控制，结果就是永历本人本是随遇而安的性格，他当傀儡早已习惯，却为了求生不断联络各势力发衣带诏。

汉家当然不一定要姓朱的当皇帝，但在当年那个环境下，明朝或者说永历朝廷是各路反清势力的最大公约数。孙连大西军内部都整合不了，却要搞掉永历这个旗帜，失败是必然的。

孙可望称帝不仅是李定国和刘文秀不服，被孙可望收编的马进忠、马宝等旧南明军不服，被文安之控制的夔东军、东南郑家更不会服，真以为当时明朝无人了吗？

到了此时，清醒的人或许能够放弃幻想，脚踏实地，期待转机，但很遗憾，感觉被所有人背叛、所有人都想让他死的孙可望，还是走向了那条疯魔的道路。

不再保持冷静，只靠玩弄不入流的政治手腕，制造祥瑞、劝进，乃至大肆封赏部下伺机夺权，孙可望最后还是走向那条众叛亲离的道路。

也正是此时，在广东屡败屡战，两蹶名王的英雄李定国率师迎驾后，人心向背可想而知。

可即使如此，他依然未尝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永历等人也不愿在清军强敌环绕之际再打内战，还是希望哪怕暂时维持和谐也好，为此还做了不少修复关系的举动，包括放走孙可望家眷等，面对这种示好，孙可望的选择是悍然发动内战，然后被反杀……

诚然，如顾诚所言，内战由于孙军快速崩溃，并未造成极为严重的军事后果，但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却极为恶劣。孙可望发起内战及出逃，向清廷清晰传达了明朝内部不稳，政治混乱的信号，这一局势下，不仅丧失信心的洪承畴重新精神抖擞，在汉中观望形势，几度拒绝攻打四川的吴三桂也力主出兵。明朝基本没什么喘息时间就赢来了清军主力的围攻，不仅如此，在内政上由于孙可望长期执掌中央政权，其旧部依然遍布整个永历政权，指望李定国能在短期内理顺朝局本就不现实，面对孙可望背靠清廷的招降草木皆兵、举措失当也是可以预见的。孙可望本人虽未前往战场，但将部分亲信派往军中作向导，后续战争中清军几乎轻易绕开了明军布防的不少天险很难说与此没有关系。

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无话可说。无论是英雄、枭雄还是奸雄，只要有一个“雄”字，就要有自己的底线。晋安之乱时，面对卢循十万大军，刘裕手上不过五千余人，众将纷纷劝他避其锋芒，而刘裕之后的话，则为“雄”到底该是什么样，做了充分的注解：“今兵士虽少，自足以一战。若其克济，则臣主同休；苟厄运必至，我当以死卫社稷，横尸庙门，遂其由来以身许国之志，不能远窜于草间求活也。”不成功便成仁！

同样，这段话也可以留给历史上的李自成，远窜于草间求活，是求不来活的，李自成的人生结局，就成了被农民打死的可笑，甚至不如轰轰烈烈死在抗清的战场上。

所以刘裕成了宋武帝，孙可望成了所谓的“义王”，说出“今为李定国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数茎头毛，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他最后的历史作用，就是证明李定国的正确，证明他确实不是开国之君这个料，证明“可望之肉足可食乎”。

卿本佳人，奈何为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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