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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秦帝国 逶迤而来戛然而止（第3页）

魏惠王答应后离开了。接着公叔座召见商鞅，抱歉地说：“刚才大王询问我能够担任相位的人，我推荐了你，但看大王的脸色没有同意。于是我以君为先，以臣为后，又对大王说，如果不用公孙鞅，就应当杀掉他。大王答应了我。你得赶快离开了，不然将被害。”

商鞅说：“大王不能听您的话任用我，又怎能听您的话杀掉我呢?”

商鞅始终没离开。而魏惠王离开之后，就对左右说：“公叔座的病很重，可悲啊，他要我把国事委托给公孙鞅，难道不荒谬吗?”

公叔座死后，魏惠王并没有把公叔座的话放在心上。他既没有任用商鞅，也未派人杀掉他。商鞅在魏国一连住了几年。正在他为自己的才干和抱负得不到施展而郁郁不乐时，秦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商鞅此后的命运。

2、秦孝公慧眼识人

秦国虽自襄公起就位列诸侯，但因立国较晚，僻处关中，杂居戎狄，无论在政治经济还

是文化习俗等方面都落后于东方各国，屡屡遭受东方诸侯歧视，“夷狄遇之”，不与会盟。正

当春秋战国之交东方各国忙于变法图强之际，秦国内部政局动荡，国君如走马灯似的频繁

更换。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国君献公病死，21岁的渠梁即位，是为孝公。这位新登基的国君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位居关中的秦国长期处于落后的地位，西有戎、狄少数民族的骚扰，东受中原列国的欺辱。更有甚者，一些诸侯国视秦为未开化的野蛮人，不让秦参加中原各诸侯的会盟。对此，不甘落后的秦孝公感到一种刺激和挑战。他一登上王位，就决意富国强兵，推出招兵买马、赏赐有功之士等措施。其中，他颁布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法令：凡能使秦国强盛的人，都可以得到官做，分到土地。

秦孝公励精图治的决心打动了商鞅。于是商鞅就向西进入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

监去求见秦孝公。

商鞅几次向秦孝公献策，最终以法家的改革主张取得了信任。

据说，在商鞅前两次献策时，为了试探秦孝公的意图，他介绍了其他一些学说。第一次商鞅以五帝之道劝说秦孝公，秦孝公对这一套毫无兴趣，商鞅一边讲，孝公一边打起了瞌睡。交谈结束后，秦孝公对引见商鞅的景监发怒说：“你的客人是个狂妄的人罢了，哪里值得任用呢?”

景监也责备商鞅。第二次商鞅向孝公说以“三王之道”，孝公仍感到厌烦，没有采纳。商鞅又第三次求见，说以“五霸之道”，这一次，孝公听得津津有味。交谈结束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还不错，可以跟他交谈了。”

商鞅又一次进见秦孝公，向他鼓吹“强国之术”。孝公越听越有劲，不知不觉挪动膝盖到商鞅面前，如此交谈了几天，毫不厌倦。随后，商鞅就被任命为大夫，留在了秦国。对此，景监不解地问商鞅：“你凭什么迎合了我们国君的心意?我们国君特别高兴啊!”

商鞅说：“我用五帝、三王之道说服他，劝他跟三代相比，但国君说：‘太久远了，我不能等待。况且贤明的国君，每个人都想趁自己在位的时候扬名天下，怎么能够默默无闻地等待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之后才成就帝王大业呢?’由此，我用使国家富强的办法说服国君，国君对此就特别高兴了。”

此后，商鞅就被任命为大夫，留在秦国。

商鞅的“强国之术”，简单地说，就是要进行“变法”，即，按照法家的主张对秦国旧的制度进行改革。孝公赞同商鞅的观点，却又有疑虑，因为在秦国的贵族与官员中，有相当一

些人顽固地反对变法。急于革新强国的秦孝公自然坚决地站在商鞅这一边，在群臣的极力反对下，仍任商鞅为左庶长，推动秦国现有体制的全面变革。

3、“南门移木”的政治秀

商鞅变法的主要精神是透过国政的改革，打破局限社会进步的枷锁，特别是重建部落制的民族体系，减低部落领袖的影响力，加强官僚体系的功能。这些改革势必遭到既得利益阶层的拼命反抗，因此除非获得中下阶层人民的支持，否则变法很难成功。为了展示政府的决心及公权力的威信，商鞅决定采行一个最聪明的笨方法，那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南门移木”。

一天，商鞅派人在都城栎阳（今陕西临潼栎阳镇东北）的南门竖起一根3丈长的木杆，并宣布：有能将木杆移至北门者，“赏予十金”。消息传开，来看热闹的人越围越多，大家都窃窃私议，疑惑不解，不相信照此做了真会得到奖金。隔了一个晌午，没人动手。商鞅又宣布，谁能移动木杆，“赏予五十金”。这时，终于从人丛中走出一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将木杆移至北门口。商鞅果然赏给此人五十金，“以明不欺”。

“南门移木”一事，很快在秦国传开了，大家都知道商鞅出令必行，有禁必止。

有意思的是，商鞅的同乡前辈吴起，在魏国变法时也曾干过类似的事情。当时吴起在魏国国都北门放置车辕一根，并宣布：能将它搬至南门者有赏。后来有人搬了，吴起就按宣布的办法给以奖赏。

这两个记载如此地类似，以至有些历史学家对它们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其实，吴起和商鞅都有可能这样做过。因为，它体现了先秦法家两个很重要的思想：“明法”和“壹刑”。

“明法”，就是将法令公之于众，让人人都知道。“壹刑”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区分什么贵贱、等级。

这一场“威信秀”的演出既已成功，商鞅于是趁热打铁，发动了他第一次变法革新运动。

4、商鞅的两次变法

商鞅变法共有两次，第一次及第二次相隔十年之久。第一次的重点在社会结构的改变，第二次则偏重在政治制度上的变革。从现有史料看来，这几乎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彻底依照理论的需要，由最高当局发动足以“动摇国本”的社会结构大调整。

商鞅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1）编制民户，加强刑赏。商鞅主张对轻罪用重刑。他认为，这样可以迫使民众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更不敢犯。商鞅为了保护私有的耕牛和马，对盗窃牛马的人判处死刑；为了统一度量衡，规定“步过六尺者有罚”。商鞅对轻罪用重刑，目的在于贯彻他制定的法令，把民众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战国策·秦策一》称赞商鞅变法的成效说：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史记·商君列传》称赞其成效是：“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

（2）鼓励小农生产，崇本抑末。《商君书·垦令》一连列举20条鼓励垦荒的措施，其中有不少抑商的政策。例如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各种奴隶（厮、舆、徒、童）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还规定提高市上酒肉税额，要让税额比成本高十倍；更规定加重关卡和市场上的商品税，不准私自贩卖粮食，牟取暴利。还主张“一山泽”，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泽之利。所有这些抑商政策，目的在于防止商人损害、破坏小农经济，扶助小农经济的成长。

（3）奖励军功，按军功重新规定给予名位的标准。

秦国的变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施行，取得初步的成效。重农抑商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小农经济的稳定发展，对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奖励军功使平常百姓也能依靠本领获得做官的机会，打破了官爵的世袭制，提高了战斗力，在对外战争中也不断取得胜利。这次变法得到了秦国百姓的拥护，但引起了一些贵族的反感。公元前352年，商鞅以功升为大良造，这是相当于中原各国的相国兼将军的官职。

公元前350年，商鞅进行了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目的在于进一步谋求富国强兵。与前期变法相比更彻底，更侧重于制度上的变革。主要有下列六点：

（1）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