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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军形篇（第5页）

译文：

常打胜仗的军队都是在战前进行缜密的谋划，掌握战争变化的趋势，采取有利的措施，事先创造夺取胜利的条件，待有了胜利的把握后，再去与敌交战；失败的军队在战前则没有进行认真地筹算和谋略，先是贸然盲目地同敌人交战，打起来以后再企图侥幸取得胜利。

解读：

用兵之道，以计为先。正确的计谋，来源于对主客观情况的全面掌握和正确分析。而这就须作到“知彼知己”。所谓知彼知己不仅要求深入了解“五事”“七计”，而且还须及时了解敌我双方在作战全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况，如决策、兵力部署、战法运用等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计谋和客观实际相一致，从而得以贯彻实施，获得积极效果，体现“未战而庙算胜”的精神。孙子所说的“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事备而后动”，其基本意思，是说善于用兵者，不只是充分利用自己的积极条件，而且还须尽可能创造有利条件，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绝对不致被敌人战胜，然后寻求有利时机与敌作战，从而加以击败，而不是毫无把握地进行战争冒险，希求侥幸的胜利。孙膑亦强调用兵需“事备而后动”，认为如此，才能“兵出而有功，人而不伤”。否则，“用兵无备者伤”。这是一重要用兵法则，要求“兵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言攻。”（《孙膑兵法》）一言以蔽之，就是在作战中要遵循“先胜后战”的原则。所谓“先胜”，就是“先定必胜之计”（何延龄注），即在对敌作战之前，即须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制订出克敌制胜的总方略，以及多方面多阶段的具体方针、计划、部署、措施等，根据现有将有的积极因素分析考虑确有必胜之把握，然后投入战争，这当然就会“百战不殆”了!

明代杰出军事家戚继光说过：“大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他所谓“算定战”，实际上也就是“先胜后战”，是指在作战之前，预计主客观条件，有一定的胜利把握，充分作好战争准备然后投入战斗。这应属于“胜兵”一类。至于“舍命战”“糊涂战”就只能归入“先战而后求胜”的“败兵”之列了。“先胜后战”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纵观我国战争史，取得辉煌战绩的兵家无一不是“先胜后战”的。

公元581年，北周丞相杨坚（即隋文帝）“受禅”，即位为皇帝，建立隋王朝。他有志吞并江南陈国，统一天下。但是，北方突厥不断南侵，威胁中原，因而制定先击突厥，后灭陈国的战略方针。在隋朝北击突厥期间，他假意与陈国友好，每次捕获陈国的间谍，非但不杀，还送衣服马匹，礼送回陈。陈国逞州（今武汉市武昌）守将派使到长安请求归降，他以隋陈和好，拒不接纳。为了增强国家实力，他颁布新令，奖励农民垦荒耕种，兴修水利，储粮备战。他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中央统治机构，革弊裁冗，完善官制；同时，提倡讲武，训练士卒，因而国力日强。与隋朝相反，南方的陈国却是主昏臣奸。国君陈叔宝（后主），即位之初，对隋还有所顾忌，多次派间谍潜入隋境刺探消息。后来渐渐放松警惕。他认为江南有长江天险可恃，隋军无法南渡，终日沉湎于酒色，不理朝政。国家大事竟交付太监，以及整日与他一起寻欢作乐的狎客处理。隋取得了对突厥作战的胜利后，就着手准备灭陈。

于是，杨坚向尚书左仆射高颖询问有何灭陈妙策。由于高颍对此熟思已久，遂侃侃陈述：“江北地寒，田收要比江南晚，我军可在江南收获时，调集兵力，扬言南袭。对方必然要征兵守备，这样，就会荒废对方的农事。对方兵马调集之后，我方立即收兵解甲从事农作。如此反复几次，陈军便习以为常，我方真正用兵时，对方还会不信，在犹豫之间，我军可突然渡江。”高颠又说：“江南粮仓多用竹木搭成，不同于北方的地窖。可以暗暗派人，因风纵火，烧毁粮仓，等他们修复后再烧。这样不出几年，陈国的财力、物力都耗尽了。”杨坚听到多方误敌、未战先胜的策略大为高兴，立即加以采纳。从此，陈国的收获锐减，经济困乏，国力更弱。为渡江作战的需要，杨坚早就派杨素为信州（今四川奉节一带）总管，训练水军，建造战舰。杨素造的战舰，最大的名“五牙”，可容800人，较小的名“黄龙”，可容100人。他还有意将造船废料顺流漂下造势，以威吓陈人，瓦解其军心。屯兵大江前沿的吴州总管贺若弼也采用麻痹陈军的策略，每次换防都大张旗鼓，遍列帐幕。陈军以为隋军将要渡江，便紧张地调兵备战。陈军探明对方调防，虚惊一场之后，刚刚安定，又见江北尘土飞扬，人喊马嘶，只好再次准备迎战。不久又来报说是贺若弼率部在围猎。久而久之，陈军对隋军的行动也就习以为常了。边境形势如此紧张，而陈后主还是过着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老臣章华冒死上奏，追述南陈祖先伟绩，指责后主宠信奸佞，排斥老臣，如不醒悟，“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台矣”!而其意思是说后主如不改弦更张，将要像吴国一样灭亡。陈后主认为章华是在诅咒自己，便立即下令将章华斩首。

开皇（隋文帝年号）八年（公元588），杨坚认为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胜券在握，便采取先声后实的策略，公开下诏，列举陈叔宝二十条罪状，向江南散发30万份，争取江南士民的支持。同年十月，任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由杨广节制各军，左仆射高颍为晋王元帅长史，指挥水陆军51．8万人，同时从长江上、中、下游分八路攻陈。在发兵攻陈前，隋把陈国使者扣留在客馆内，陈使多次请求归国，都遭拒绝，唯恐泄密。隋文帝亲自到定城（今陕西潼关西）誓师，宣告攻陈，为出征将士饯行。十二月，各路军集结于长江北岸，与此同时，派遣大批间谍潜入陈境，进行破坏、扰乱，使陈国军民昼夜惊恐。杨素率先统领水师出战，战舰旌旗横亘大江，顺流出峡，直至流头滩（湖北宜昌市西与秭归县之间长江中）。杨素、刘仁恩率领一部登陆，配合水军进攻北岸陈军，终于击破陈军，隋军船队直驶而下。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正月隋军兵临建康城下，陈后主这才孤注一掷下令出战，在城南布成一字长蛇阵。贺若弼集中兵力进击，陈军行动互不协调，一触即溃，只中领军鲁广达率部苦战不息，到日暮见大势已去，才解甲就擒。隋军乘胜攻入建康。这时，韩擒虎在朱雀门（都城正南门，在宣阳门南五里）进攻得手，引军入城。陈后主偕宠妃躲入枯井，被隋军士兵搜出，将其俘虏。其他各地的陈军得知建康已失，陈后主已降，都纷纷解甲归降。隋文帝杨坚前后不过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灭了陈国，结束西晋末年以来，将近300年的中国长期分裂局面，完成了统一大业。

战争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市场竞争同样如此。任何产品都有自己的生存周期，周期性运转是市场发展的规律，只不过这种周期是螺旋性的罢了。

市场的循环景气自有波峰低谷之分，但经营企业绝对不应该有高兴和不高兴的乍然变脸，一切都应该在预料之中。

海尔总裁张瑞敏认为，企业要生存，就要具备“三只眼”。他说：计划经济下，企业长一只眼盯住领导就够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要长两只眼，一只盯住员工，达到员工满意度的最大化；一只盯住用户，达到用户满意度的最大化。但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企业还要再长第三只眼睛，用来盯住国家政策、国际市场变化。张瑞敏举了海尔的三个例子——一个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海尔抓住机遇搞了海尔工业园；一个是1997年利用国家优惠政策，一下子兼并了18个企业；再一个是国际方面的，就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连自己设在那边的生产厂的产量也在收缩的时候，在那里大做广告，其广告价格是危机前的13。结果危机一过，海尔产品在东南亚销量大增。

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永远处于后有追兵、前有堵截、上有雨雪、下有泥泞的环境中。

企业组织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断地及时调整组织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组织与其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任何组织来说，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最好的管理方法。管理的秘诀在于管理者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采取合理的行动的成功率。

企业家应该随时保持备战状态，永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样的企业才能生存。

人们不管做什么事，谨慎的性格总是获取成功的必要条件，在处理人际关系中，自然也不能例外。“不办没把握的事儿”是事业必需的规则，是人生必备的性格品质。

6．道可道，非常道

善于领导部队作战的将帅，必须先从各方面具体落实“先胜”之道，建立并贯彻执行确保必胜的法规制度。只有做到战前庙算充分，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与麻烦，达到“修道保法”，趋利避害，掌握取胜的主动权。

原文：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正。

——《孙子兵法·军形篇》

译文：

善于指导战争的将帅，则能遵照战争的规律，修明政治，确定军规，加强和确保法制严明，精通作战法则。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好事关胜败的各项工作，掌握胜败的决定权。

解读：

孙子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正。”其意思是，修治“不可胜”之道，确保必胜之法度，使之掌握成败的大权。修治不可胜之道，即是变革旧的观念而求胜。

《老子》开宗明义的哲理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其意思是说：可以名状的道，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道。由此可见，老子认为常道之外还有非常之道在，而非常之道，就是变化的道。世上事物不断在变化，把变化之道求索出来以指导变化，才能无往而不胜，取得预期的效果。

有改革才有卓越的成就，孙子就是在实践变革中显名的。孙子撰写《孙子兵法》就是总结前人的作战经验，从旧的战争观变革出来的。他一反前人把战争胜败说成祈求鬼神，猜度吉凶的诡谲之事，认为战争胜败是可以预先察知的；同时，认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得要修明政治，确保法制。孙子不仅是如此说，而且是如此作的。当他得到吴王阖闾重用之后，首先提出的是富国，然后才是治军。他主张亩大、税轻，使人民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在富国基础上，进而治军，使士兵训练有素。他终于以3万人破楚20万兵，使吴王显名诸侯，成为一霸。

在“五事”“七计”中，孙子把道放在首位，作为战争取胜的根本指导思想，继之以“保法”，然后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计篇》）孙子所说的“道”：杜牧释为“广义”；张预注为“抚众”，即所谓“以恩信道义抚众”者而得民心，得民心者胜。在孙子稍后，孟子关于“道”的问题，曾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因此，欲取得战争的胜利，首先是要“修道”，即修明政治，使上下同心。其次是要“保法”。所谓法，是指军队的编制、指挥号令、各级官吏的职责划分及任用、军需品配置等制度规定。对此确实加以保证执行而外，还得坚守克敌制胜的用兵法则。

敌我双方相比较，取胜的军队自然具有明显的优势，而失败的军队处于明显的劣势。

所以，历史上，胜券在握的将领，善于“修道而保法”，指挥士兵作战，犹如从八千尺高山之巅决开溪中的积水一样势不可挡，彻底战胜敌人。“修道而保法”，是古代兵家共同的主张，被认为是用兵作战、克敌制胜的先决条件，历史上这方面的事例很多。

战国时期的大将吴起非常善于用兵，他最大的优点是与士兵同甘共苦，因而深得人心。吴起认为，要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就必须内部团结。因而提出，国内不协调，不能出兵；军队不协调，不能取胜。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在动员民众打仗时，首先要搞好内部团结，方能克敌制胜。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平时，他与军中士卒同吃一锅饭，同穿一样的衣服，睡觉不另设床铺，行军不乘坐车马，见士兵背的粮食太重，赶紧与其分担。一次，有一个年轻的士兵身长毒疮，吴起为他吸出毒疮里的脓血，还亲自调药敷上。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就痛哭起来。有人不解地问：“您儿子是一小小的士兵，吴起身为大将，亲自替您儿子吸出毒疮里脓血，您不高兴，还哭什么?”这位母亲回答说：“您不知道，从前孩子的父亲身上长毒疮，也是吴大人用嘴替他吸脓，结果孩子的父亲打起仗来，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终于战死在沙场。今天，吴大人又同样对待孩子，我真不知道这孩子将来会死在什么地方?所以，伤心流泪。”这位母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她这番话说明吴起处处和士卒打成一片，爱护士兵，关心他们的疾苦，从而赢得士卒的爱戴，激发他们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这正是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

另外，吴起还认为；“兵不在多，以治为胜。”因而善于治军，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和法令。有一次，武侯问他：“军队依靠什么打胜仗?”他回答说：“要靠治理得好。”武侯又问：“难道不在于人多吗?”他肯定地回答：“如果法令不明，赏罚不严，鸣锣不收兵，擂鼓不冲锋，虽有百万大军，又有何用处呢?”因此，他建议武侯对有战功的将士要加倍赏赐，对临阵脱逃的要重重地惩罚，对死难将士的家属，每年要派人慰问，加以抚恤。吴起特别强调军队必须服从命令，认为这是治理军队的前提。不然，部队平时就要发生混乱，战时就要打败仗。只有守信用，讲政策，明法令，才能做到发号施令，将士乐于贯彻执行；兴师动众，将士乐于出征；交兵接刃，将士乐于拼命。对此，吴起本人就身体力行。吴起特别重视选将用人。因此，明确提出决不能用庸庸碌碌缺乏才干的人。而要用文武双全、刚柔兼备的人为将。还特别重视加强军队的训练，认为带兵打仗，首先必须加强对部队的教育和训练；同时指出：士兵战死，往往是因为没有掌握打仗的本领；军队打败仗，常常是由于不熟悉作战的方法。因此，军队平时要加紧训练，使将士掌握阵法的变化和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提高其作战能力。吴起还把加强战备，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首要条件。在指挥作战时，吴起继承孙子“知彼知己”的军事思想，认为用兵必须“审敌虚而趋其危。”反对主观臆断，重视调查研究，主张从政治、经济、民心等方面，认真分析敌方的国情；同时，从气候、地理、将帅、士兵、物资、军纪及有无援兵等方面，分析敌方的军情，根据不同情况，决定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方法。因此，要求战前切实弄清敌人的兵力部署，从而选择其要害部位和薄弱环节，狠狠地予以打击，务求每战都有必胜的把握。

由于杰出的军事才能和巨大的战功，吴起深受魏武侯的器重，但是，却被公叔、王错等人忌妒，在魏君前加以陷害，魏武侯因此不再信任吴起。吴起担心日后遭杀害，只好离开了魏国。

吴起于公元前383年被迫离开魏国，投奔楚国。楚悼王早听说吴起很有才能，因此，吴起到达楚国就受重用。开始，悼王任命他为宛（楚国北部边防要地，今河南南阳）守，后任命他为令尹，执掌楚国的军政大权。吴起经过对楚国情况的具体分析，向悼王建议说：“楚国的地方很大，军队人数也很多，照理说应该比其他诸侯国强，可事实上，连同其他强国平起平坐的地位都没有。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大臣的权势太重，受封的贵族闲人太多，对上威逼君主，对下虐待士民，这是国贫、军无战斗力的根本原因。应从根本制度上改革。”尽管当时有人极力反对，楚悼王仍采纳了吴起的意见，在全国实行变法。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在政治上，提倡“明法审令”，使人人知道国家的法令，以便贯彻执行。改革世袭和分封制，规定分封的贵族传三代后，一律收回封爵和俸禄。废除远房公族的宗室谱籍，并取消世袭多年的贵族特权。打击旧贵族，将居住在京城的贵族迁到边远的宽广荒凉的地方。精简国家机构，罢免无能的官吏，裁减无用的冗员。严禁结党营私，堵塞徇私舞弊之风。

在经济上，奖励“耕战之士”，使其安心于农业生产，保证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