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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向主持人学习说话禁忌不该说的话绝对不能说（第5页）

赵本山携小沈阳、王小利等《乡村爱情》剧组演员做客《小崔说事》时候。畅谈观众关注的问题，其中在回答观众质疑其买飞机，是不是已经脱离了他从一个农民成长起来的经历，他笑一笑避实就虚地答道：“外国明星能买飞机，为什么我们不能买，我们中国现在也有地位啦，我买飞机是为国争光……”

朋友之间，关系即使再亲密，也都会有一些不愿让对方知道的东西，即所谓的隐私。与朋友相处时，对他的隐私我们要给予绝对尊重，不能认为这是朋友对你的隐瞒而千方百计地探问，否则，很可能与朋友产生间隙，甚至导致关系破裂。

没有尊重就没有友谊，就好像没有基石就不可能筑起大厦一样。那么，尊重从何开始呢?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尊重只有在自尊自爱的基础上才能产生。

做他人的朋友也意味着做自己的朋友。自尊自爱是件有益的事，人人都应当自爱。懂得自爱的人往往关心自己，这不仅是交际中的重要之事，也是为人处世的重要之事。

隐私权在西方社会是一种很普遍的公民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比如自己的私生活，一般不会让朋友过问；自己的财产，也不会轻易向朋友公开；除非受到邀请，是不会随便去朋友家中“串门儿”的；除非相约，是不会与朋友一起“吃一顿”的……

事实上，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早已有之，古代圣贤大儒均视其为人性的基本部分，对其极为尊重。从我国的建筑风格来看，无论王侯豪宅，还是百姓草堂，外皆有高墙围护，内设院落分隔，既有曲径相通，又有门窗相隔，无非是为保护自己有一个相对幽静、自由的空间，免受烦扰，放松身心，这不就是在保护隐私吗?

汉朝的张敞是一个高官，更是一个情种。他与妻子恩爱非常，还常常为妻子画眉，一时，在京师长安传为佳话。但有伪道学先生以此为“有伤风化”，竟向皇帝告了御状，想让皇帝摘下“道德败坏”的张敞的乌纱帽，以“匡正世风”。但皇帝并不听伪道学先生的使唤，他不仅未责怪张敞，反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画眉是夫妻间的事，我管不着。夫妻间还有比画眉更亲密的事儿，我也去管吗?”显然，这是在保护张敞夫妻的隐私。

朋友满腔忧愁时，找你倾诉和宣泄一番，这是他对你的充分信任。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最好做一个良好的聆听者，冷静地为他分析，帮他调整情绪，平缓一时的冲动。但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在聆听之后，要尊重朋友，切不可泄露了隐私。

同样，当你碰巧获知朋友的隐私后，切莫将它作谈资，广泛散布。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尊，一旦这层保护膜被你捅破之后，你将落个“小人”之名。所以，这时，宜采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装糊涂。

北宋时期，司马光在当朝时受人拥戴，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诚信待人，别人有困难找他帮助或倾诉时，他总能为人保守秘密。当时，朝中有位大臣叫韩克，与司马光是好友。有一次，韩克的儿子偷了家里的银子去参与赌博，被发现后，韩克又是打又是骂，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在苦恼之余，他去找司马光，希望司马光能为他想点办法。

司马光诚恳地聆听了韩克的倾诉之后，教了他一个办法。韩克听了很高兴，可是转念一想，家丑已被外人所知，心中顿有焦虑之念。

然而过了很久，韩克都未听到朝中大臣的议论及有关此事的影射之言，才知道原来自己的想法是多么的荒谬，在后悔惭愧之余，韩克更加信服了司马光，成了朝中司马集团的重要人物。

司马光在处理朋友关系时，就很好地保守了秘密，不但帮了朋友的忙，还保守了朋友的秘密，最后使朋友为之信服，两人的关系由此又前进了一步。

曾几何时，人们把个人隐私当作“见不得人的事”，尤其朋友之间，若有什么尚未公开，就不够义气，就是没有诚意，以至于只有达到了“同吃、同住、同行、同生死”，才算够得上哥儿们，算得上是亲密无间的朋友。这样做的结果，表面上朋友之间亲如兄弟，无话不说，无事不公开，实际上并不尽然。首先，那些“亲密无间”、“融为一体”的朋友，已经失去了自我，而这当然决非自己的意愿。把自己的一切全部寄托在朋友身上，最终还要从朋友身上找回来的，因为自己毕竟是自己，朋友是不可能完全替代的。此外，再亲密无间的朋友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人，毕竟会有矛盾存在，所以朋友间一旦出现不合，那么越亲密就可能彼此伤害得越深。因为亲密的朋友之间“知根知底”，朋友“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不“清理门户”，就难除“心腹大患”。因此，朋友之间若出现内讧，那首先清理的，往往是曾经最亲密的朋友，而这与互相不尊重隐私权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换一种方式与朋友相处，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像“洋人”那样，与朋友实行AA制，表面上似乎“生分”了一些，实际上是互相尊重，朋友之间的感情也并不见得就比“不分你我”淡漠。只有充分张扬彼此的个性，才能长久保持朋友之间的共性。否则，朋友之间“融为一体”，只有朋友交情这个共性，那自己的个性被融化的同时，共性也难以再存在了，不是消失，就是发生裂痕，朋友还是朋友吗?

如今的社会，钱的重要性愈来愈明显，关于钱的问题也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敏感了。朋友之间，再亲密无间也不能让钱也亲密无间。西方人，朋友之间一般不问收入，除非对方主动告诉你。在“洋人”看来，个人收入纯属隐私，不仅要尊重，而且要充分保护。收入多少，是一个人极为重要的秘密，岂可随意探问猜测?一个人如果不想让朋友知道他的收入，自有其理由。有时候，朋友知道了反而对朋友有害。因此，“洋人”能像对待性隐私一样对待财产隐私。

对于财产，如果认为“你的就是我的”，不这样，好像就不够朋友，那么，虽然也可能亲密一时，但最终一定会为钱而散，为钱而伤，为钱而亡，我们周围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还少吗?

要想同朋友搞好关系，让朋友帮助你，就应当像尊重朋友的性隐私权一样尊重他的财产隐私权。决不能习惯性贸然地问朋友“有多少钱?”更不能有意无意地算朋友的经济账，并要求“拿来”或“他用”。

7．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问

提问的目的是引导交谈的深入，掌握交谈的主动权，使交流向着自己预期的目标靠近，所以，提问是很有学问的。高明的交谈者不会坐等对方失误和漏洞的出现，而是采取积极的手段来营造和夺回谈话的主导权。主动权不是说得越多就越主动，控制交谈的主导权，主要是通过提问实现的。得体的问话不仅要靠高明的口才，还需要聪明的头脑和冷静的判断力。

1998年11月，国家主席江泽民到马来西亚参加APEC会议。凤凰卫视吴小莉在机场出口的众多记者人丛中，手持一张人民币响亮喊出：“江主席，请问我手中这张人民币今年会不会贬值啊？”

江主席听得明白，看得真切，径直走向了吴小莉……

可见，提问得简洁明了、言简意赅，在动态的大场面中是最实用的！特别在采访负面报道或事故新闻时，尤其要懂得一针见血。否则，你很容易被当事单位的发言人、当事人忽悠掉。而那些自以为得意的“马拉松式”和“讲故事式”的提问，除了误事和贻笑大方外，会有什么益处呢？

作为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提问。但是提问难免会问及令对方尴尬的问题，比如说，杨澜采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前，导演和制片人都说，杨小姐你一定要问问他莱温斯基的事情。杨澜感到这让她有些为难，即使是一位离任的总统也应得到尊重，怎么去问人家这种难堪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杨澜做足了功课。

了解到克林顿离任以后建立了克林顿图书馆，并在图书馆里设立展厅，展示了莱温斯基事件始末。于是，杨澜就大胆地问克林顿：“通常总统们在自己的图书馆里都会布置那些让自己感到非常骄傲的历史，您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一个展示呢？”

克林顿不愧是有涵养的政治家，他直面这个问题，谈及他意在告诉后人美国党派之争的恶性发展。

杨澜又问道：“您在自传里说过，在莱温斯基事件初期您一直是过着双重生活，什么时候您才从这种痛苦中解脱的呢？”

这时，克林顿毫不回避地说：“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父母离异、充满暴力的家庭里，我觉得别人不会理解我，我只有自己来处理自己的痛苦和麻烦，所以我一开始拒绝任何人进入我的空间。但是我最终决定把真相告诉我的妻子，我突然觉得我的痛苦解脱了，可以面对任何人了。”

2009年11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上海青年的“town-hallmeeting”中，刨去美国驻中国大使替代网民提出的一个问题，青年学生一共提出了七个问题。

第一个提问的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的女孩陈曦，她的问题是：“你现在在采取什么措施来加深美国和中国城市之间的关系？世博会明年将在上海举行，你是否准备参加世博会呢？”

在事前，她构思了很多问题，有经济的、政治的、生活的，最初设想的是，如果在前面提问，就问些委婉的问题，如果在中间或后面，就问严肃的。没想到会是第一个提问的，于是，就选择了一个稍微委婉的问题，以调动现场的气氛。

这个问题比较“软”，也比较贴合实际，让奥巴马省心了不少。陈曦奠定的基础让接下来的六个问题都非常具体，跟1998年克林顿在北大、2002年布什在清华相比，都缺少了一股火药味，却让奥巴马得以发挥自己能言善辩的优势，发表了一系列有意义的言论。

在人和人的交流与沟通中，有些话题是不方便涉及的，有些话题则是要极力避免的，比如，涉及到对方隐私的话题，让对方难堪的话题，使对方感到不适、不快的话题，不便与第三者议论的话题，等等。

日本电影《望乡》中阿琦婆在回答女记者的询问时，有一段话说得十分精辟。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别人愿意告诉你的，即使你不问，他也会告诉你；而他不愿说的，你最好也不要问。”

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些访谈节目，有些主持人为了让节目好看、有轰动效应，就不管不顾地专挑对方的隐私下手，甚至将对方的伤疤揭开让观众看到血淋淋的所谓“真相”。或许节目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是这样提问总是让人看着于心不忍，甚至出离愤怒。著名主持人张越的节目从来都不会这样，因为她会以尊重和真诚的心去和对方交流，她让对方感觉到的是一个好听众、一个能够倾诉和心灵互通的倾诉对象。所以，她不会刻意去挖什么，只是巧妙地引导对方尽情倾诉就可以了。